原标题：中国毒品犯罪辩护律师王如僧：邮寄包裹类毒品案件取保候审、无罪的关键在哪里

  通过网络联系上下线，以快递（物流）邮寄毒品类案件取保候审、无罪的重点是当事人不知情

  王如僧:中国毒品犯罪辩护律师，尤其擅长毒品犯罪死刑辩护，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南方都市报法律专栏特邀学者，手机及微信：;微信公众号：ipcrime。

  毒品案件涉及当事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名誉，责任重于泰山，不容有失。为保障案件的质量，为当事人提供有效辩护，王如僧律师一年之内办理案件原则上不超过八起，并且只办理有一定理据的、重大的毒品犯罪案件。

  1.王如僧律师不接任何律师费低于10万元的广州地区毒品犯罪案件，不接任何律师费用低于20万元的广州地区以外、广东省内的毒品犯罪案件，不接任何律师费用低于30万元的广东省外的毒品犯罪案件。

  2.对所接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律师费不低于30万元。

  3.咨询、沟通案件请预约后到律师事务所面谈，原则上不接受电话咨询及当事人宴请。案件咨询收费为每次4000元，每次时长2小时，超过2小时者，每小时加1000元。

  4.如属涉及重大利益，相对简单案件，当事人确有冤情或有重大政治、法律或社会意义的任何类型案件，经律师事务所讨论决定受理的，可免收或大幅度减收律师费。

  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物流服务辐射全国，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但是也有不少人对此动起了歪脑筋，甚至用此进行走私、贩卖、运输毒品。

  在笔者承办的郑某灵涉嫌运输毒品罪一案中，郑某灵在男朋友刘某支持下，开了一间时装店，并与其男友刘某在广州白云区嘉禾望岗一起合租。

  2014年6月某天，郑某灵接到刘某电话，并按刘某指示，打电话叫来快递，寄两个音箱到四川宜宾，并亲自把音箱从合租屋室内搬到室外，以及在快递上填写寄件人、收件人的信息。

  第三天下午，办案民警便在合租屋找到郑某灵，声称在包裹里起获到毒品，并将郑某灵带回办案地点审讯。期间，郑某灵辩解其仅是应刘某要求，寄了两个音箱去四川宜宾而已，根本不知道音箱夹层里面含有毒品;但公安机关不信，反而认为其是在狡辩，第二天中午便以其涉嫌运输毒品罪为由，将其羁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过了20多天，办案民警分别两次到看守所提审郑某灵，告知她：经鉴定，在音箱上检测出她的指纹;经鉴定，快递单的字体是她书写;经鉴定，涉案毒品疑似物中含有甲基成份，重量为5 kg，浓度为53%。

  笔者经过3次会见，了解案情后，申请公安机关传唤合租屋的房东作证，并提交了合租屋的租赁合同给公安机关，证明：合租屋是刘某与房东签约而租，郑某灵与刘其同居生活的事实。

  最后笔者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提出：本案郑某灵具有自己的店铺，有正当工作。公安机关仅在音箱上检测到郑某灵的指纹，没有在毒品包装上检测到郑某灵的指纹，这只能证明郑某灵接触过音箱，不能证明郑某灵接触过毒品，因此本案的证据只能证明郑某灵客观上运输（邮寄）了毒品的行为，但不能证明郑某灵主观上具备运输（邮寄）毒品的故意。郑某灵辩解是为刘某邮寄，涉案毒品其实就是刘某运输;案发后，刘某也确实关掉了手机，逃之夭夭，不知所踪，因此本案无法排除涉案毒品是刘某运输的可能性。

  公安机关没有采纳笔者意见，坚持将案件呈送广州市检察院，申请批准逮捕郑某灵;但检察院接到笔者的意见后，却比较慎重，最终在第7天做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最后，公安机关被迫对郑某灵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1.在我国，取保候审一般适用于两类涉嫌毒品犯罪的群体： 要么是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主体，或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要么是案件证据有问题，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公安机关被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主体。

  取保候审的第一种情形是：可能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国家向来严打毒品犯罪，严惩毒品犯罪分子，判处管制以下的案例凤毛麟角。

  取保候审的第二种情形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毒品嫌疑犯参与犯罪的，往往会矢口否认;没有参与犯罪的，往往也会对行为进行辩解。无论是不是为无辜，由于你作了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有罪推定的公安民警眼中，对你采取取保候审就会发生社会危险性。

  取保候审的第三种情形是：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毒品嫌疑犯属于所谓的“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通常会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笔者曾承办过一个惠州籍当事人涉嫌从广州运输到马来西亚的案件，公安机关起获到毒品，也在毒品包装膜上检测出当事人的指纹，当事人接到公安机关传唤后却做了无罪辩解，然而公安机关才做完口供，就宣布对其取保候审，理由是其怀有身孕了。

  取保候审的第四种情形是：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这通常适用拘留期满，案件证据未达到逮捕条件的案件，即证据有问题，存在着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检察院做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又不想撤销案件，没有很好的方法，只好被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综上可知，在我国取保候审一般适用于两类涉嫌毒品犯罪的群体： 第一种是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主体，或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第二种是案件证据有问题，检察院没有批准逮捕，公安机关被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主体。换句话也就是说，要么属于特殊体质的主体，要么案件的证据有问题，否则休想公安机关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笔者承办的郑某灵被控利用快递（物流）邮寄毒品案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公安机关在嫌疑犯寄出去的包裹起获到毒品，且在包裹外包装上检测出嫌疑犯的指纹，以及鉴定出快递单上的字体为嫌疑犯所书写，但由于嫌疑犯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且本案有一定的证据对郑某灵的辩解进行印证，检察官考虑到毒品犯罪量刑严重，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不予批准逮捕郑某灵，最终公安机关被迫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2.虽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决定或执行机关不是检察院，但是检察院在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环节中，更加乐意倾听辩护律师意见，也比公安机关更加慎重，因此取保候审的关键切入点在于围魏救赵，说服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嫌疑犯。

  第一，对于公安机关而言，公安机关内部就有权限对于一个嫌疑犯进行立案侦查以及采取拘留的强制措施。

  第二，也就是最于关键的，公安机关对嫌疑犯进行立案侦查、采取拘留强制措施后，最后因为证据不足或有证据证明嫌疑犯不构成犯罪导致撤销案件或释放嫌疑犯的，除非公安机关是在故意人为制造冤假错案，否则公安机关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第三，比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相比，把犯罪嫌疑人羁押于看守所，更便利公安机关侦查案件，更加利于防止嫌疑犯采取窜供、恐吓证人、伪造物证等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

  第四，对于检察院而言，批捕之后，到了审核检查起诉阶段才发现案件不具备移送法院提起公诉的条件，就一定要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强行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就会判无罪。这时候，承办检察官就是办了错案，会影响到他的业绩考核，还要面临嫌疑犯的国家赔偿问题，因此每起因证据把握不慎，错误批捕的案件，对具体承办检察官来说，都是一个噩梦。

  3.在利用互联网联系上下线，以快递或物流邮寄毒品类案件中，取保候审、无罪辩护的重点是嫌疑犯不知道邮寄的包裹里存在毒品，或者不知道邮寄的是毒品。

  公安机关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刑事拘留一个人，一个人之所以被刑事拘留通常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公安机关掌握了一定的关于他的有罪证据，而且往往就是人赃并获，因此从邮寄的不是毒品，继而不构成毒品犯罪的角度辩护，往往难以奏效。

  这时候，往往就要从嫌疑犯的主观方面入手，即嫌疑犯不知道存在毒品，或者不知道运输的是毒品，并为司法机关提供较为合理的解释。其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4）公安机关还往往会扣押到藏匿有毒品可疑物包裹的快递或物流单据，这里有收件人、寄件人的地址、名字、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这些基本情况是否与嫌疑犯有关。

  （5）公安机关还会调取收取上线或下线转帐的银行帐户流水，里面有涉案毒资的汇入姓名、接收毒资的人的名字、以及数额、时间等相关情况，这此相关情况是否与嫌疑犯有关。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五种证据中，对嫌疑犯最不利的是在毒品可疑物的包装上检测出嫌疑犯的指纹。一旦检测出指纹，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嫌疑犯接触过毒品可疑物的包装，司法机关就会继而认为嫌疑犯主观上知道邮寄的是毒品。

  对于指纹检测问题，一定要注意留意是在毒品可疑物的那一层包装上检测出指纹，因为邮寄毒品类案件中，毒品可疑物通常是藏匿于音箱、玩具、茶叶等大宗物品里面，如果是在这些大宗物品表面或这些大宗物品包装膜上检测出嫌疑犯的指纹，并不可怕，因为既然嫌疑犯是邮寄或收取包裹的人，那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接触过大宗物品的表面或包装，这不稀奇。

  对于毒品可疑物本身，也是有多层包装，譬如笔者曾办理过一个将毒品可疑物藏匿于音箱，邮寄到马来西亚的走私、运输毒品案。这个案件中的毒品可疑物分别有透明薄膜、蓝色复写纸、透明胶纸、透明塑料袋共四层包装，如果是在透明薄膜、蓝色复写纸、透明胶纸这三层包装上检测出嫌疑犯的指纹，还有一定的辩护空间。如果是最内层的透明塑料袋里检测出嫌疑犯的指纹，就相对危险了。

  这时候，首先，辩护律师应从证据人合法性、客观性、相关性切入，集中火力，炮轰涉案的DNA检测报告的证据资格以及证据效力，争取切断案件的证据链条。其次，辩护律师还要着重审查嫌疑犯对公安机关在最内层透明塑料袋上检测出他的指纹，是如何解释，解释是不是合理，解释是否有相应的证据印证，这些证据是否被公安机关收集了，如果没有收集，那现在处于那里等等。

  1.这与司法机关的办案方式有关。 在我国，公安机关之破案严重依赖口供，喜欢以捕代侦，把人关起来慢慢审。 同时，公安机关也担心一旦对嫌疑犯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嫌疑犯会实施逃逸、窜供、威胁证人等阻碍刑事诉讼的行为，给办案带来诸多不便。

  2.这与司法机关的办案理念有关。 在我国，嫌疑犯一旦被羁押于看守所，就会被提前贴上罪犯的标签，被限制人身自由、孤立无援的罪人在办案人员面前是低人一等的，其诉讼权利也很难得到保障，既然是罪人就应该被羁押，就不适宜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

  3.这与取保候审立法理念有关。 在我国，取保候审只是一种与拘留、逮捕相比，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较为缓和的强制措施，法律设定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办案机关有效地行使司法权力，保障刑事诉讼顺顺利利地进行，而不是对公民享有的人身自由权利进行确认和保护。

  1.这与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特征有关。 毒品犯罪活动极其隐蔽，很多情况下都是单人单线活动;且不存在所谓的受害者，几乎没人报案，因此毒品犯罪证据极其单一，这种情况下，口供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就极端重要了。

  2.这与嫌疑犯的认罪态度有关。 在毒品犯罪中，案发后，很少嫌疑犯是认罪的，那怕认罪了，翻供的比例也比较高，甚至有不少案件，嫌疑犯是零口供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公安机关倾向于认为这类嫌疑犯具有极大的社会危险性。

  3.这与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关。 在我国，严打毒品犯罪，严惩毒品犯罪分子，都快成为基本国策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毒品犯罪分子一旦落网，往往面临的就是严刑峻法。

  事实上，我国法院判处死刑最高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其次就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每三个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当中就有一个是毒品犯罪分子。

  甚至有时候还会罚过于罪，量刑过重。譬如刑法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甲基（）毒品50克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经过综合考量被告人的主观恶性、行为危害后果、认罪态度等情节，判处被告人十五年有期徒刑才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可能判处其无期徒刑；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才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可能判处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