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献礼党的百年华诞】红谷故事(95)｜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党支部

  习说：“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数的先烈鲜血染红了我们的旗帜，我们不建设好他们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国，是绝对不行的。”

  这里发生过21场较大规模战斗，发生过15起令人愤慨的惨案，这里涌现出许多赫赫有名或默默无闻的英雄人物，这里也发生过很多可以让我们铭记的历史故事，这里是平 谷。革命战争时期，平谷是冀东西部抗日根据地核心区，解放东北的出发地、后援区和南下工作团干部输送区。平谷丰富而灿烂的红色文化遗产，构建了平谷文化特有的“红色内容”，平谷人民也继承了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红色基因”。

  在中国建党100年的历史长河中，平谷区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平谷区委组织部、区委党史办共同编著《红谷故事100》，该书整理收录了发生在平谷地区的红色历史纪实、名人传记、民间故事等100篇，传承红色文化，学习红色精神，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今天，小编将继续带您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回首那些革命往事，激励我们守初心不忘来时路，担使命奋斗新征程。

  1938年，冀东人民政府举行抗日大暴动，燃起抗日斗争烈火，从此冀东人民与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大搏斗，就在这时——这个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生死搏斗之时，在平谷县城西边诞生了一个战斗的中国支部，她像一个火星在农村燃起了旺盛的抗日火焰。

  1940年，冀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领导下度过了1939年的艰苦时刻，有了新的发展，平谷以西广大农村建起了抗日游 击区，发展了抗日组织。并建立了平（谷）密（云）兴（隆）联合县，平谷以西为联合县第一区。

  周家庄就是这一个区的一个村庄。它位于平谷县城西15华里，北距峪口镇六华里，平谷通往峪口镇的一条公路横越村南。日军经常乘坐卡车往来于两个据点之间。全村47户人家，360多亩地，除几户地主富农和十几户中农外，其余都是贫农或赤贫。1938年冀东大暴动时，全村贫苦农民沸腾一时，夜不成寐，势若揭竿而起。有两个青年长工毅然参加了领导的八路军。大暴动受挫以后，全村农民日夜盼望、八路军早日来临。

  1940年冬，、八路军真的来了，在平谷以西、三河以北大片平原开辟地区，建立了平密兴联合县第一区抗日民主政府，在周家庄一带以韩家屯为中心建立了第四分区，包括韩家屯、周家庄、西柏店、良家庄、吉卧、陈粮屯、蔡家坨、中桥、许家务、埝头、东柏店、唐家庄等村。并给各村起了化名：韩家屯叫羊村、周家庄叫斌村、良家庄叫木村、吉卧叫卜村、西柏店叫下林村、东柏店上林村、埝头叫金村、中桥叫中村、陈粮屯叫米村等。各村人民兴高采烈，他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特别是青年，怀着满腔热血，迫切要求八路军把自己组织起来，投身到火热的抗日大搏斗中去。

  那是1940年底的一个雪天，北风呼啸，大雪飞扬，一个头戴毡帽、身穿黑色棉袄的青年，来到周家庄。他就是区干部王晓光。进村以后，找到给全村办事的周福庆、周福龙、周福山等，住在了村中路北一条最靠村边的胡同里。那里非常隐蔽，即使敌人搜村，也很难一时搜到那里。晚上，他在一个大院召开全村大会，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亲切地向父老兄弟姊妹们宣传八路军的政策，号召全村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伪，并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发展民众组织。会后，周家庄这个小村立即荡漾起抗日的声浪。在王晓光的帮助下， 村里迅速建立起抗日政权。周福山任办事员；并建立了抗日青年报国会，周福寿、周福俊、周福立、周福允等任委员。抗日组织建立以后，王晓光布置开展以下工作：（一）每日站岗放哨，监视日伪；（二） 沿村传递情报，转送信件；（三）宣传动员群众，保守秘密；（四） 征粮征鞋征袜，支援部队。从此时期，周家庄每天日夜都有人站岗放哨，时时都有人转送抗日信件，随时都有人送粮食鞋袜，人人都保守抗日秘密，青壮年都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身体好的老人也负担起站岗放哨等任务。一派抗日民主革命新气象，油然而生。

  春节期间，周家庄别是一番光景，一改旧时赌博成风的恶习，而代之以团结、紧张、战斗、欢快的气氛。中心村韩家屯组织的民间传统花会秧歌队、小车会等，由村干部带领，沿周家庄、西柏店、良家庄、吉卧等村演出。村中殷实人家，都在门口摆上高桌，放上茶点，名叫 “茶桌”，表示欢迎。花会进村，一片欢腾，年长一点的村干部周福山、周福庆、周福龙等前去迎接，与带队的干部互相拜年，恭贺新喜。然后花会表演，年轻人自动维持秩序。整个村庄洋溢着一片春节的欢乐。

  我原名即周福寿，担任中心村情报站和宣传工作，经常与王晓光联系。完成他交给的艰巨任务。为了不露目标，王晓光给我起了个化 名“新华”，从此不会再使用原名。我的任务是：散发上级发来的宣传品，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开展青年报国会活动，团结青年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抗日工作。周福俊、周富强、周福立、周福允等也都各有任务，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我们都共同参加，一起完成。

  1941年春，大地回暖，万象更新。区里利用这个大好时光在平谷以西、三河以北、潮白河以东广大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活动。鲁小平、 季宁、王晓光、刘曙光以及区小队经常几百里的平原和山村，建立政权，组织群众，搅扰据点，打击敌人。

  就在抗日工作步步发展的时候，三月间，驻守平谷、兴隆、密云、石匣、峪口、三河等城镇的日军，增加重兵，并联结上述城镇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中间与星罗棋布的敌人据点相连，拼成密集的军事网络，对我抗日地区进行“清剿”、“扫荡”、“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整个平密兴地区成为日伪进行大规模扫荡的重点。

  坐落在峪口镇东南的周家庄，正是峪口敌人出发南犯必经的村庄。这时提高周家庄及其毗邻村庄群众的抗日信心，增强他们的斗志，振奋他们的精神，对坚持抗日工作，保存抗日力量具有重大意义。正在这个紧要时刻，王晓光星夜来到周家庄。他当夜召开村干部会议，讲了敌人大规模扫荡的形势，部署了反扫荡的任务，然后问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异口同声说：“有信心，坚决抗日，决不妥协，永不动摇！” 王晓光走后，我们马上作了研究，迅速开展反扫荡斗争。

  宣传动员群众，坚定抗日信心。第二天晚上，我们村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告诉乡亲们敌人大扫荡快来了，八路军还在我们这里，王晓光昨天还到我们村来了，即使部队和区干部一时离开这里，过些日子还会来的。要求青壮年坚决跑反，不被敌伪捕去；老年人实在躲避不开，也要坚守秘密，确保抗日人员物资不受损失。

  散发传单，鼓舞群众，迷惑敌人。我连夜把王晓光给我放下的反扫荡宣传品发往各村。我还留下一些宣传品，躲在村西三官庙和村东 五道庙墙外，村民看后，眉飞色舞，“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是神兵天将，鬼子消灭不了八路军”这样生动传言不胫而走。

  砍电线，破交通，阻止敌人犯扰。日寇从平谷至峪口强迫群众新修一条十米宽的马路，马路旁边栽上电线杆，便于他们通话联络，附近青壮年分段破坏，砍电线、挖道沟，切断敌人通讯联系，阻止敌人车辆通过。敌人白天修补，我们黑夜破坏，使道路和电线经常中断，不可以使用。征粮运粮，支援部队。在敌人扫荡时，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敌人的锋芒，部队从平原转移到山区，那里人烟稀少，缺少粮食，各村就积极

  征集粮食，黑夜运到山猿边村的井儿峪。周家庄连续几次用几十头牲口送进大批粮食。加强岗哨，监视敌人。周福立、周富强、周福允、周福庆等每天派青壮年放“流动哨”，到峪口附近地点监视敌人，只要敌人一出南门， 就用事先定好的暗号传递过来，准确而又迅速，使各村群众有准备地周旋转移。

  一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各村都受到锻炼，周家庄确实发挥了堡垒作用。在这些日子里，区干部王晓光、缉生、保民等经常住在这里，区长季宁、县长李光汉也几次住在周家庄。当他们住在这里时，全村干部和群众动员起来，严密防范敌特侦探，密切关注注意敌人动向，有几次敌人突击韩家屯，周家庄干部群众从村东低洼地区一涌而出，掩护区县干部安全转移。到四月，反扫荡结束，敌人妄图一举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美梦落空了。

  五月，鲜花盛开，农民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县区干部又开始在广大农村活动起来，恢复和发展抗日组织，扩大抗日力量。然而日伪不甘心大扫荡的失败，又开始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广大平原抗日地区进行轮番围剿和扫荡。峪口、平谷、三河等据点敌伪军天天出发，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天，峪口敌人突然包围了韩家屯，我父周景满早晨出外行医，走到韩家屯南，被敌人看见，一枪打中了他的右腿，鲜血淋淋回到家来。韩家屯的群众许多人惨遭毒打。周家庄、西柏店、中桥、埝头、唐家庄、吉卧等村都连续遭到敌人围剿扫荡。敌人的残暴行为更激起群众的愤恨，周家庄长工周景新忿然参加区基干队，说：“你父母就你一个儿子，在村工作也是抗日。”未让我去，我满怀国仇家恨更积极地投入抗日斗争，各村干部为对抗敌人的搜捕，夜晚露宿野外，天亮回家，坚持抗日斗争。

  不久，王晓光给我一本油印小册子《怎样做一个员》。我看到这一个小册子，格外高兴，连夜阅读，越读越升起一种强烈的光荣感。为了保密，读完我就藏进顶棚里。一个夏季，我白天和县区干部一起进行抗日活动，夜间偷偷地阅读小册子，它更坚定了我抗日到底的决心。

  1941冬，严重时期来了。日寇对平密兴根据地和广大平原抗日地区又进行了第三次大扫荡。敌伪在联合县范围内到处增设据点，仅周家庄周围就增设放光、华山、马昌营、马坊等四处，加上原有峪口、张各庄等，方圆四五十里内就有六个敌伪据点。从十月开始，天天围剿。同时强化保甲制度，强迫各村设立情报员，每天到峪口送一次情报，报告八路军情况。形势急转直下，群众十分恐惧。县区干部从公开活动转入隐蔽活动。区基干队也换成变异活动。一次在太平庄附近与敌相遇，基干队员周景新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周家庄干部面对这种险恶形势，采取“两面政策”，坚持对敌斗争：村干部周福庆、周福龙、周景吉等充任了保甲长，出来应付敌人，在街西头路南周景贵的一座孔房建立村公所，应酬峪口镇敌伪乡公所的事务，雇用六十岁、劳而久苦的农民周景德作“情报员”每天上峪口镇送一次由周福庆等写好的“今日本村平安无事”的“情报”；敌人来村时也由周福庆、周福龙、周福吉等出面应酬，他们以伪组织合法名义应付敌伪，以麻痹敌人，避免硬抗招致野蛮暴行。其他干部坚决不与敌人见面，每天夜晚研究敌情以后，各自单独隐蔽。我每夜都不在家睡觉，有时半夜钻到北面村边我二大娘家西屋睡一会，有时到良家庄我叔伯三姨家打个盹。敌人扫荡最频繁的几天，我冒着冬夜的寒风，整夜蹲在枯草茸茸、树木森森、荒冢累累的大坟里。天亮见敌人围庄再回村。将到年底，大扫荡结束，周家庄干部和群众无一损失，群众情绪也很好。

  1942年1月，王晓光到周家庄。这次，他和我谈到深夜。他告诉我：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求解放的，这个将来也要像苏联那样，成为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社会。临走他告诉我他化名彭飞，以后写信不要再写王晓光了。

  一天上午，他用信把我叫到良家庄。在道南一个场院的一间土房里，他坐在炕头上，和我说：“你愿意加入吗？”我说：“我抗日一年多了，还不是？”他笑了笑说：“不是，加入还要履行手续，抗日的不都是，也不光抗日。”接着他又向我讲了和八路军的关系、党员和非党员的关系等党的知识，并且告诉我加入要经过长期考验，我说：“我愿意加入，你就考验我吧！”他说：“不，你已经经过考验了，你今年虽不到十八岁，但是表现突出，能提前入党，我作介绍人。”说着他从文件兜里拿出一张用钢笔画好的《入党志愿书》让我回家填写，嘱咐我：“誓死保守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

  回到家里，我按项填写两委《入党志愿书》。过了几天他来取这张志愿书时，在“何人介绍入党”栏内自己写上了“彭飞”，在“候补期” 栏内写上“三个月”。从此，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成为一名员。

  东风送暖，春风融融。我按照彭飞的指示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首先发展了当过饭店店员的周福祥，又发展了贫农周福旺、中农周福立等六人入党。六月间，彭飞召集我们几个党员开会，告诉我们，你们几个党员成立一个支部。就在这天，中国周家庄村支部诞生了。

  1942年春夏季节，周家庄出现了短暂的缓和形势。我们利用这个形势深入展开宣传攻势。晚上开识字班，读看给识字课本。在周福金的东大屋，点一盏昏暗的油灯，人们读着“我们的祖国大，日本国小；我们人多，日本人少；长期抗战，他受不了”的课文。青年报国会组 织青壮年学唱歌：“小日本，心不公，一心要把中国征，害得黎民老百姓，人人不安宁”。“有朱德、，二人组织八路军，开到华北来抗战，出发到冀东。”“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出人出力上战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才能得解放。”区基干队还教唱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抗日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一时间，周家庄文化生活活跃起来，每晚都有抗日的歌声。

  突然，一个打击降到周家庄。一天晚上，彭飞带着一个警卫员来到村里，落脚在周福龙家。周福龙家是周家庄富户，深宅大院，青堂瓦舍，五间正房，六间厢房，厢房外是磨砖到顶的二门门楼。彭飞和警卫员就在正房东大屋吃饭，鹏飞说：“我们过中桥河时看见一个人，影影绰绰地往西跑了，可能是特务，我们没追他。”刚吃完饭，只听村外“叭！”一声枪响，家人顿时慌乱，鹏飞说：“不要嚷！”立即熄灭灯火，他和警卫员，旋即到院里，迅速关上二门，转身到门楼右边，凭借我的托力，攀墙附壁，飞身上门楼，小声说：“不要管我们。”说着蹿房越脊，转移走了。过了一会，听听外面没有动静，我和周福龙轻轻开门从南街口潜身出去，见野外没有敌人，就疾步去良家庄隐蔽。次日上午我俩回村，周福庆、周福山、周福强、周福俊等正在处理善后，在这次围庄中周福生壮烈牺牲了。

  原来这天夜里是周福生、周景稔在西街口站岗，敌人从西头顺着墙根到街口，到跟前时他俩已来不及跑开，被抓住，把他俩带到去峪口镇小路旁一口井（下坡井）边上，问周福生：“有八路军没有？” 周福生坚定地说：“没有！”“叭叭”两个耳光：“有没有？”“没有！”敌人说：“你再说没有枪毙你！”“有没有？”“没有！”凶残的敌人举枪就向周福生头部“砰”地开了一枪，这位纯朴的长工就这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随后又问周景稔，年长一点的周景稔说：“我们不说瞎话，真没有。”敌人说：“你再说没有跟他一样！”周景稔说：“跟他一样，我们也不能说瞎话呀！”敌人不再纠缠回了峪口。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周家庄群众一时情绪低落，也使党员、干部面临考验。当晚，我召集周福祥、周福立、周福旺几个党员秘密开会，分析了种种情绪，一致表示：我们要带头站岗放哨，坚持抗日， 稳定群众情绪，决不让周家庄垮掉。这几天，周福山、周福庆、周福俊、周福强等，也召开群众大会，振奋群众精神，并提出为保护自身改换站岗放哨位置、干部除继续参加站岗放哨外，还要每天轮流检查岗哨等提高警惕的办法。村民继续投入更为复杂的抗日斗争。

  1942年夏，敌人实行第四次“强化治安”，推行“壕沟堡垒”政策，强迫各村群众从平谷到峪口、从峪口到西樊各庄挖一道长达几十华里、宽三丈、深两丈的“防共壕”，并在山区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切断八路军与群众、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平原抗日地区的联系。就在敌人推行这些残酷政策的时候，八路军主力部队开到盘山以西、潮白河以东这块平原地区活动。一天上午，平谷城里敌伪军去张各庄镇，刚刚走到横跨大道的大兴庄东街口遭到我军伏击，就听机枪、步枪声响成一片，敌人来不及还击就狼狈逃回平谷了。两天后敌人又来报复。把大兴庄树木砍伐一光，还抢走了许多财物。过不几日，一天傍晚，峪口敌人从吉卧东街口向西柏店进犯，正遇我军宿营西柏店，我军当即猛烈出击，敌人扭头鼠窜而出。广大群众看到自己队伍打击敌人，精神大振。各村群众纷纷自动送大米、白酒、猪肉、鞋袜以及其他日用品，慰问部队。

  这时，周家庄抗日斗争也进入新时期，有了党组织和群众基础， 还有便于隐蔽和疏散的条件——村南一片平地；村北是一道泉水河，两岸芦苇丛生，河内荷叶繁密，大片稻田阡陌纵横，把中桥、蔡家坨村与周家庄隔开，敌人难以径直从北面进入村内，而河北大块苇地则是天然隐蔽场所。

  7月，峪口镇、马昌营两据点的敌伪军天天“清乡”、“扫荡”， 区干部尘岱、平原、缉生等就住在周家庄，夜里住宿在村内，白天隐蔽苇塘，党员周福祥、周福旺、周福立自动在村外放哨，保护他们安全度过敌伪的清剿。区基干队一名伤员转送到周家庄，由村干部周福强、周福俊等专门照顾掩护，为保护伤员同志，在苇塘干土丘上垫上厚厚的干草，干草上面铺上棉被，白天让伤员同志在这里隐蔽，晚上让伤员同志骑着牲口回到村里睡觉，一连住二十多天，环境好转后，把伤员安全送到山区。季宁、彭飞、刘曙光等也常到后河沿开会研究工作。周家庄党支部显示了自己的作用，不久经过研究并经彭飞批准，又发展周福俊、周福强入了党，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

  在这同时，周家庄又遇到另一困难，党支部面临停的斗争：峪口敌人强令周家庄一带群众去峪口从西樊各庄以东挖“防共壕”，伪乡公所按各村土地、人口分取，不准违抗。周家庄几家担任保甲长的富户，按照摊派公务的惯例，不和群众商议就决定按户分担，一家一人天天出工。这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穷苦人家早已没有粮食，靠吃糠咽菜来度日，有的早已断了烟火。出工几天穷人便叫苦不迭。

  一天晚上，我在西街口听到一些穷苦人嚷嚷起来：“按户出工不合理，应该按地亩出工！”“按户摊敢情有钱人合适，穷人可受不了！” 党员周福祥、周福旺、周福立等也来找我说：“村里负担不合理，应该实行合理负担，按地亩出工。”经过研究、我去找保甲长周福庆，和他商量按地亩出工，周福庆表示同意。晚上由他召集村民大会，商量出工办法。我说：“敌人按户强迫我们去挖沟，这是每个村民的灾难，不去不行，可是按户出工，无地和有地的人家还要给地多的人家多扛一份负担，穷人受了双重灾难，乡亲们说合理吗？”会场上穷苦人立刻说：“不合理！不合理！”几家富户和地多一点的。也说：“是不合理！是不合理！”最后周福庆说：“大伙儿都同意，那就这样，今后咱庄按地出工，地多的多出，地少的少出，没地的不出，如果地多没有劳力可以雇人去。”这以后，周家庄穷人不再天天出工了，有时帮助富家，替他们出出工，还可以得点报酬。民工们到工地看没有敌伪军监工时就不干活，敌伪军过来了狠干一阵子，等监工走了就站着不干，这样磨蹭对抗，直到秋收时还未完工。

  秋后，形势急剧恶化，敌人实行第五次“强化治安”对广大平原抗日地区进行更加疯狂的冬季大扫荡，其势之凶、手段之狠、残忍之烈，超过历次扫荡。平谷、峪口、马昌营、张各庄等据点敌伪军天天出动，一次包围了云峰寺。为了追查抗日人员，敌伪军强迫群众脱光衣服跪着，许多人还遭压杠子、灌凉水等毒打残害；大官庄也被敌清剿；中心村韩家屯也被敌人反复摧毁，几名村干部被敌人捕去。这时区干部紧急动员村干部挖地洞，建“堡垒”，应付敌人冬季大扫荡。周家庄干部秘密迅速在周福俊、周福山、周景恒等三家窝棚里和驴槽底下挖了三个地洞，以备急需。然而，毕竟敌强我弱，环境残酷，流血牺牲，难以预料。

  一天、鲁小平、彭飞、刘曙光、平原和一名交通员来到周家庄，住在周福俊家，次日午后峪口敌伪军来搜查周家庄，我正在家里吃饭，听到街里一阵骚乱声音：“敌人进庄了！”我急速出来，拔腿就往南街周福俊家跑，心急火燎地去看几位同志的情况，到南街口一拐墙角，看见一群伪军从西往东走来，我已经来不及躲开，径直如无其事地迎着敌人走去，敌人问：“你干什么去？”我随机应变，大声说：“给你们烧水去！”我连脚也没停，好像真有人派我去烧水的样子，当时走过周福俊家门口时，我斜视梢门已经关上，知道几位同志已得到情报，有所准备，我从南坑沿走到西头大庙前，群众被赶到这里，敌伪军像要讲话。不一会，听到街里“叭！叭！”响起枪声，我一惊：“哎呀，坏了！”这时敌人慌乱起来，嚷着往街里跑去，被围在这里的群众趁势“哇啦”都跑开，我也随着群众跑出来，跑到鲁各庄亲戚家隐蔽起来。当晚敌人即回峪口。当我第二天回村时，听说几位同志没钻进地洞，在院内埋伏起来，敌人端开梢门时，从里院往外冲，鲁小平、彭飞、平原、交通员突围出来，刘曙光牺牲在猪圈里，平原负伤跑到村东一道壕沟里也光荣牺牲。惨痛的事件给周家庄带来了凄凉和阴影。十月，敌人更加紧了政治和军事围剿。平谷、峪口、马昌营、张各庄等据点敌人普遍建立伪大乡政权，各村建立“防共自卫团”，团员每人发一根木棍，作为训练和“剿共”之用，群众称之为“棍团”。又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各村建立情报网。童年故事加强户口控制，令十八岁到五十岁的男女群众都登记户口，伪大乡发给“良民证”，“良民证”贴上本人照片，按上本人指纹，并强迫村干部去登记自首。不久，张各庄据点调来一个叫××一村的日本队长，凶狠残暴，到处杀人，他来到张各庄、峪口就提出所谓的“剿共”“十大纲领”：勾结“”者杀！窝藏“”者杀！村干部不去自首者杀！杀！杀！杀！都是“杀”字，日寇 来到村里叫谁背这“十大纲领”，谁不会背也杀！一时间全村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到处一片恐怖气氛。

  周家庄受到敌伪“清剿”打击以后，群众极为恐怖，党员、干部处于无以安身立命的困难境地，但是抗日立场不动摇。办事员周福山说：“坚决不去自首，决不妥协！”党员周福祥、周福俊、周福立、周福强。周福旺每晚都和我秘密集会，互相鼓励，表示决心：“坚决抗日到底！” 然后各自隐蔽。不久，峪口镇传出消息：中心村韩家屯被捕的两名干部被敌人砍死。这时，一天夜晚，彭飞来到我家，通知我：环境紧张，为不暴露目标，区干部暂时停止联系，各村党员、干部也都隐蔽，何时开始活动等待通知。按照彭飞的指示，我和其他党员、干部各自出村到亲朋好友家隐蔽起来，转入“地下”。将到年底，第五次“强 化治安”过去，环境好转，我们又都回到村里，抗日干部没有一个受到损失，党支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没过几天，彭飞也来到我村，我们和区干部开始恢复联系，继续开展抗日活动。周家庄党支部又在上级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1943年初，敌人大规模清乡扫荡有所减少，县区干部又积极开展活动，恢复抗日工作。这期间，四分区助理缉生经常到周家庄来。一次他给群众开会，讲抗日战争的形势时，为了鼓舞群众，他说：“有人说一村（日本队长）队长的大刀霞光万道，我说八路军的刺刀更是锐气千条！”几句形象有力的言语说的群众很开心。区长季宁给村民开会时说：“敌人的疯狂扫荡不是胜利的表现，是他们临死前的挣扎。八路军是不会被消灭的，抗日的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如果有人胆敢投靠日伪，去峪口送情报，你先把脑袋拿下来耍三圈再去。”他的讲话大长了群众的志气，提高了群众坚持斗争的勇气，也争取了大批伪保甲长，这些人不敢轻易靠向敌伪了。在这期间，彭飞几次来到周家庄，给几个党员开会，讲解党的知识和社会主义、理论，鼓励党员要“抗战到底、永不叛党”；告诉支部：“要在斗争中求巩固”。

  三月，伪大乡又开始“清乡”。一天黑夜，我和周福常在村南街口站岗，整夜没见人影骚扰，天亮时我俩一时麻痹，把梢门关好压上一块大石头，到周福洪南场院草旁边避风睡着了，朦胧中听见“咚” 一声梢门上的石头掉下来，我俩说了声：“不好”就往场门口走，不料伪军已经到了门口，我俩转身藏进草垛，伪军进来，把枪口对准我俩胸膛说：“出来，干什么的？”我俩说：“老百姓，看场的。”“有八路军没有？”“没有！”“真没有吗？”“真没有！”说着就把我俩倒背手绑起来：“跟我们走！”一路没有停留，就去韩家屯，从韩家屯抓了两个老百姓，又到吉卧，从吉卧到三福庄，把我们关进一个 大屋子里，到里边一看，屋子里关满了被抓的群众。我俩站在屋子北 墙根底下，暗示：“什么也不说，打死也不说！”上午两个伪军进来， 绕了一遭走了。下午，太阳西沉时，一个伪军把我俩叫出来，走进一个胡同，伪军说：“知道叫你们干什么吗？”我俩说：“不知道！” 伪军说：“枪毙你们去！”我俩说：“枪毙？枪毙我们也没办法！” 走到三福庄村外大庙时，伪军说：“你俩回去吧！你们村保长把你俩保回去了！”我俩出了街口疾步往回走，回到村时，村里很多人都在南街口望着，见我俩都问：“受损没有？”叔叔、大爷、婶子、大娘都说：“可把人急坏了，不知弄哪去了！”有的怒骂：“狗汉奸长不了！”不一会保长周福庆等也回来，进村说：“总算把人保回来了，没受损失。是平谷的一支伪军，抓了不少人，都保回去了，他们出来是为了榨钱！”我父亲却因为着急上火，从这天起耳朵就聋了，但对抗日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只是说：“以后要多加小心！”彭飞了解了情况以后特意告诉我六个字：“胆要大，心要细”。不久，又发生了与伪军的遭遇。一天下午，峪口大编乡两个伪军， 骑自行车来到周家庄，从西街进村，我和区助理缉生正在周福庆家， 听见一阵自行车铃声，知道是来了敌人——因为当时敌人不准老百姓骑自行车、骑自行车的自然是敌伪军。我和缉生刚要出屋，只见两个伪军进了二门，周福庆和儿媳立刻迎了出去，说：“二位老总请厢房坐， 北屋是‘月子屋’”。两个伪军进到厢房北屋，缉生说：“快，跟进去！” 说着他几个箭步窜出去，进到厢房屋，伪军刚把大枪戳在墙角，缉生从背后一声喊：“别动！动就打死你们！”手枪对准伪军，两个伪军吓得立刻举起手来，我和周福庆一步过去把大枪抢过来。缉生把两个伪军押到正房东屋，问了他俩姓名，一个姓马，一个姓张，都是北平东边被日伪抓丁抓来的穷人，你们也都是受苦的穷人，缉生问他俩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是优待俘虏的，你们也都是受苦 的穷人，赶快回家吧，不要再干了！”两个伪军连声说“是！是！我们绝不再干！”1949年我乘车回家到北京下车，一出东直门，碰上一辆脚车，车主人似乎与我相识，热情地说：“您上哪儿？赶快上车吧！” 我一看不敢认，他说：“您不认识我？我就是年前您们放回家的！您和一位同志抓住我们两个人。”他就是那个姓马的，回来后没再当伪军， 就干起这个营生来了。真没想到，那次放走他们，还取得了瓦解伪军的胜利。

  1943年夏，整个冀东抗日形势大变，出现了抗日工作发展的新局面。中国建立了冀热辽特委，平密兴联合县又划分为平三密和承兴密两个联合县，冀东西部抗日工作也非常活跃。县区干部李越之、李光汉、尚痴、刘向道、季宁、彭飞、孟兆东等，经常活动在平谷以西、三河以北广大平原地区，广大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砍电线、破铁道，断绝敌人的交通通讯，成了群众的自觉行动。许多抗日青年夜间破交，白天兴高采烈地唱：“月儿弯弯上了梢，八路军游击队扛起了铁锹，破坏了汽车道，鬼子们来不了！得嗓、得嗓、得嗓得嗓得嗓，破坏了汽车道，鬼子们来不了！”

  这时的周家庄担起了中心村的任务，成为巩固的抗日堡垒村。党员、干部每天都与住在村里的抗日人员一起活动，县区领导对我村倍加信任，我管理县区干部活动的“关系”，每天接转县区干部来往书信和文件，上级发来的宣传品及传单、报纸等也由我分发，周家庄群众担负了繁重的转送信函和文件的任务。周福山、周福庆、周福强、周福俊、 周福旺、周福祥、周福立、周福允、周福龙等，每天安排岗哨、做饭、送饭、号房，还要接管、转运公粮、慰问品，坚壁办公用品。

  街当中路北通往后河沿一条胡同里有一个大场院、是抗日工作人员经常住的地方。大场院南半边种着玉米、豆角、倭瓜，玉米长得油黑油黑，豆角和倭瓜秧爬满墙头和棚子，全茂茂实实，里边什么也看不见。场院北边是空地，有三间东厢房，没人住。院主人每到大秋才在这里做场秋收。主人周福全、周福华哥俩是勤劳憨厚的农民，抗日工作人员经常住在这里没有一句怨言。

  这年七、八月间，峪口敌人进行所谓“夏季扫荡”，县区干部木美林、 王林白、孟吼等，来到周家庄，村干部把他们安排在这个大场院。他们还把油印机、刻写板、蜡纸、复写纸、白纸、油墨等运来，存在这里， 白天村干部把这么多东西掩藏起来，傍晚估计敌人不再出发，再取出来办公。许多抗日印刷品都是在这里印刷的。整整一个夏季，周家庄党员干部掩护、配合抗日工作人员完成了任务，党支部也进一步巩固起来。

  秋后一个意外事情发生了。区干部王兰住在周家庄东头紧靠村外、挖有地洞的周景恒家，下午太阳偏西时分，站岗的党员周福旺疾步跑来，说有三个便衣武装特务从韩家屯出来往这边来了，我俩迅速把王兰隐蔽在驴槽底下的地洞里，周福旺又急速回到西街口，我随后也出来装作下地做活的样子在街上观察，走出不远看到三个特务从南街西口进来，慌慌张张不停步地拐过墙角出了南街口往西柏店方向走去，我的心踏实下来。没想到，王兰不等我回去报告，自己从地洞里出来，跳过周景恒的东墙到南面野地去了，正走到街口墙角地方，三个特务过来，走个对面，发生遭遇。只听“叭！叭 !”几声枪响，这才知道发生了事情， 王兰当即牺牲，三个特务跑了。我们掩埋了王兰同志的尸骨，向区里作了报告。两天后，彭飞来到村里，仔细地了解了王兰同志遇难的经过。彭飞说：“你们要稳定群众情绪，更要坚决地同敌人斗争，准备打击敌人！”

  没过半个月，一天下午，也是太阳偏西时分，区警卫班的刘克永全副武装，手持短枪，押着一个身穿古铜色洋布上衣的家伙，从村东走来，我正在南街口站着，走到近前，看到刘克永在后边拉着绳子，他向我一使眼神，把绳子递给了我。我抻着绳子，刘克永跟在旁边，走到南街里边，刘克永举起手枪，朝那家伙的脑袋“叭”的一枪，应声倒地，一个汉奸特务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斗争教育人，斗争鼓舞人。党员、干部和群众看到政府惩治了汉奸，情绪为之振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使周家庄成为更加巩固的抗日村庄。

  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日寇开始做临死前的挣扎。这年春季，平谷、峪口、三河、马昌营等据点的伪军时常联合清乡，但是兵力已经不足，嚣张气焰大减，而周家庄却出现了复杂、严重的形势。

  一天晚上，专署武装科长单德贵带着他的老婆、孩子和两名警卫员来到周家庄。他一进村就到长峪西沟他老婆的亲戚周福德、周景德家。周福德也是雇有长工的财主，两家对单德贵宾客相待。我们党员干部都知道单德贵是个大干部，更精心为他安排岗哨，监视敌人，保护他的安全。然而我却意识到，几年抗日斗争我由于缺乏经验和斗争策略，伤过几家财主，他们对我怀有仇恨，这回有了单德贵这样一个亲戚，他们会不会凭借权势对我施以报复？果然不出所料，一天夜晚，几家财主聚集在周景稳家，还找去几个村中的干部开会，我正独自坐在我家门口石头上，周福强从街里走来说：“福俊传出话来，说他们正告你呢。要赶快想办法，给彭飞写封信，叫单德贵知道你是抗日干部。总得吃眼前亏？！”立即拉我到周福立家，我奋笔疾书，信写好后交周福立径直到韩家屯。这时，我这个十八岁的幼稚青年第一次感受到革命感情的温暖。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说：“彭飞从咱们庄过去了，上周景稳家去着。”两天之后，“告状”之说烟消云散了。单德贵也在夜间带着警卫员离开了周家庄。

  四月初，传来了一个使人惊讶的消息：单德贵在三河投敌当汉奸了。这一条消息使群众情绪受了影响：“抗日形势究竟怎样！”为了坚定信心，我们几个党员在我家开会，有的说：“像单德贵这样的八路军大干部 怎么投敌了呢？”有的说：“他投敌说明他抗日不坚决，经不住考验。” 有的说：“他投敌，八路军也败不了，还有的是人抗日呢，还有那么多大部队呢！”我受到启发，联想到我看到的宣传材料，接着这个话就说：“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地方大着呢！人灵着呢！有几个败类投敌算得了什么？”我随手拿出一本油印小册子说：“你们看，这不写着‘中央’呢！”我又拿出仅有的一本画报：“你们看，这是晋察冀部队，还有骑兵呢！这是司令员，骑着大马！”几个党员情绪顿时活跃，说：“他一个单德贵投敌算个啥！、八路军有能耐的人有的是，咱们还是坚定抗日！”今后几个党员又向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坚定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

  就在这几天，峪口伪军两次来到周家庄，第一次来时间不长就走了，我们回村听说伪军把单德贵的老婆、孩子接到峪口去了。面对这种形势，我加倍提高了警惕。这时，我父亲从外地行医回来，听我母亲说有人告我，就去找我大伯周景阳（周福庆父亲），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人告我，周景阳大伯说：“是有人告他，说他不务正业，给村里招目标。” 我父亲说：“他怎么不务正业？哪个叔叔、大爷不知道他抗日？抗日不是正业？”回来我父亲嘱咐我：“你要多注意，我心里总有些不安！”

  一天夜间，为了使人摸不到我的行踪，我先给人一个错觉，从家里出来，先到良家庄我三姨家，后半夜又突然转移到西柏店我姥姥家。第二天佛晓，我站在街口一望，伪军果然又包围了我村。敌人走后我回到家里，我母亲说：“敌人抓你来啦！他们一进门就问我：‘你儿子呢？’我说：‘上天津了！’ ‘干啥去啦？’我说：‘念书去啦！’ 伪军还打了我一个嘴巴，你快别在家啦！”我又一打听，伪军没抓住我，把我一个叔伯大哥周福厚抓去了。伪军在南街看见他，问他：“你叫 什么？”“我叫周福厚！”“好，就是你！”抓到峪口，下午又放回来， 说把“厚”字听成“寿”字了，要抓的是周福寿。

  周家庄的抗日斗争面临困难形势，党支部处在严重时刻。为给彭飞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向上级请求指示。彭飞接到信后立即赶来我家，听了我简要情况报告后说：“你已经暴露，绝不能被敌人抓去。你脱产，离开周家庄。”随后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说：“好，不能再在家啦！”我父亲说：“跟你们走我也放心了。”就这样，当夜我和彭飞一起离开周家庄，告别了父母和生活十八个冬春的家乡，到救国报社工作。

  1944年底，敌人改变战术，实行重点进攻、远距离奔袭，平谷县广大地区成为敌人扫荡的重点，周家庄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12月28日，蓟县、兴隆、密云、顺义、三河等地敌人，从东南西北四面以万名兵力进行一二百里路程的远距离奔袭合击，最后把包围圈压缩到周家庄西南边大小官庄村，我县二区李满盈区队长率领部分队伍，巧妙地打着缴获来的日本旗子摆脱了敌人，冲出了包围圈，政委谭志诚带领的部分队伍和数万群众被包围。二区队战士从佛晓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反复搏斗，一直打到深夜，终因敌众我寡，一百多名同志壮烈牺牲。政委谭志诚身负重伤，坚守在一个院里，群众簇拥着他，让他换上便衣，他说：“乡亲们！我不能换便衣，有叛徒单德贵。牺牲我一个谭志诚，还有千千万万个谭志诚，抗日一定胜利！”说着，举起自己的手枪，就光荣就义。就在这次战斗中，许多群众打伤，周家庄干部和群众也被包围在里边，党员周福俊的大儿子在敌人疯狂的扫射中丧生。周福俊并没有因失去儿子而情绪低落，相反他更加仇恨敌人，抗日立场更加坚定。1944年底到1945年春，县区干部针对敌人远距离奔袭的战术，号召和组织广大平原地区人民开展地道战，周家庄周福祥、周福俊、周福强、周福立、周福山、周福庆等党员和干部领着群众用一个冬春的时间挖了一条从村东到村西的地道，道内有垛口，道外有出口，创造了躲避敌人奔袭、保护群众的条件。然而，敌人毕竟临近灭亡。1945年夏，整个冀东抗日形势快速地发展，平三蓟联合县广大山区。平原斗争环境大大好转。许多敌伪据点被我攻克或逼退，周家庄附近的放光、马昌营等据点相继撤走，只剩下一个峪口镇，敌伪军也只能龟缩在里边，不敢出动。

  8月，我回家探亲，正与干部和乡亲们畅叙别后之情，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喜讯——日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全村人民沸腾起来，人们拿着8月9日刊登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各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发布大反攻的《救国报》及用红绿纸印刷的传单，奔走相告，报喜报捷。在这个历史性胜利消息的鼓舞下，我立即赶回住在盘山千像寺的救国报社。当我离开村庄时，党员和干部们正准备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周家庄村党支部在与日寇的殊死斗争中，成为战斗堡垒，这个小村与冀东广大村庄一样，从此充满了欢笑，成为自由、解放、胜利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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