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记者正常采访使用的工具，人们会首先想到笔、笔记本、录音机、录音笔、照相机、电话、手机、电脑等等。其实，这些工具是随时代变迁和科学技术进步而相继诞生的。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新闻稿。那时记者外出采访就是随身带一个帆布包，内装钢笔、笔记本和洗漱用品，纸媒体的文字记者基本上没有录音机、照相机，这些采访工具是稀缺品，照相机只有摄影记者有。广播电台的记者虽然经常搞录音报道，也不是人人配录音机。因没有录音机等记录工具，也练就了记者的速记功夫。采访时，被采访对象以自己惯有的语速讲，采访者耳听手记，全凭心记不做笔记的记者是没有的。因没有照相机，也练就了记者的现场观察能力。因此，谈论记者正常采访做笔记时许多人常说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那个时候，记者到机关、企业采访，多数情况下没有现成的“情况介绍”，不像现在的采访对象能提供一大堆相关材料，材料的获取靠开座谈会由被采访对象口述提供和实地调查。因此，记者每次出发采访前都做充分准备，找资料，列提纲，反复考虑采访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从哪几个方面了解情况等等。采访时做笔记特别认真、仔细，力求记完整记准确。一场座谈会结束后，都会翻看笔记，看看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哪些遗漏，下一场座谈会时核对补充。那时交通通信工具落后，返途中占用时间多。所以，记者要在采访地一住多日，采访后就地写稿，以便发现材料欠缺后随时做补充采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记者有了录音机、录音笔、照相机，近几年使用电子设备录音、摄影成为寻常事。这些先进工具的普及使用，为采访新闻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并存。不能不看到，有些记者因过于依赖这些工具，或者以为有了这些工具，笔记速记已无必要，因而采访疏于准备，采访前不备提纲，采访中不做笔记，单纯使用录音机、录音笔和被采访单位或个人提供的文字材料，结果，耳听手记的能力退化或没有锻炼出来。

  作为新闻采访主要通信联络工具之一的电话，它的发展是个奇迹。上世纪80年代之前，各单位安装电话很少，要打长途电话向报社编辑询问稿子处理情况很费劲。常常是上午一上班在邮局电话室总机那里挂号，等到中午下班时还接不通，有时一催再催一天都接不通。

  不能不说的还有采访所需的交通工具。过去到县里采访坐公共汽车，许多公路是土路，坐车单程少则半天、大半天，有时候碰上汽车出故障，常常要一天时间甚至夜晚才到。从县里到乡村采访骑自行车，都是高低不平的泥土路。就没有如今的高速公路，一、二、三级公路，村村通的油路。并且，根据农时忙闲，许多时候要在晚上进行座谈，经常在乡镇住宿。至今我还忘不了，有一年隆冬我在乐陵骑着自行车到化楼公社（现为镇）杨桥村采访，一早顶着南风去，傍晚顶着北风归，往返140多华里，回到县城已是晚上8点半，在唯一还营业的人民饭店买了仅剩的两个干烧饼；也忘不了有一年冬天夜宿乐陵朱集公社（现为镇）的接待室里，盖着潮湿且“油丁味”拱鼻子的被子一夜无眠；还忘不了去济南大众日报社送稿，乘船横渡黄河时船渡指挥室播放的乐曲声。

  时间往前推十几年，一瓶墨水、一支笔、一本稿纸，是文字记者和其他文字工作者进行写作的主要工具。人们夸赞能写文章的人，也常常说是“文化人”，“文化人”们则常自谦说：我就是个“写字”的。

  “写字”的年代，因为每篇文章的每个字都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报刊、广播电台的编辑对撰稿者都有一个基础要求：“文字书写要工整清晰”。不然，你稿中的文字“龙飞凤舞”，模糊潦草，特别是人名、地名之类，编辑难以辨别，那就麻烦了。查问，用书信往来时间长，打长途电话询问不方便（许多作者那里没有电话），令编辑很头疼。甚至，一篇稿因此被“枪毙”也是常有的情况。新闻采写工具落后，影响了生产效率。

  上世纪70年代我最初写稿的时候，是先在草稿上改定，再用圆珠笔加复写纸复写——提高抄写效率。在家乡的板柜上复写，板柜面硬度不够，一次可以复写三份。在单位办公桌玻璃板上复写，一次最多可以复写五份。这样，一篇稿就能同时寄给四五家新闻单位。我至今记得，玻璃板底下压着的半页纸上面写着抄来的座右铭：“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荒度时间，由于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学问。”

  抄写、复写，每个字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写得非常认真，如果一页纸上出现几个划掉的错字，就干脆扯下来重新抄写。因为心里装着对编辑的尊重——担心编辑看了错字连篇的稿子认为作者态度不认真；心里装着对写稿的敬重——认为写稿很神圣。在玻璃板上复写稿子的生活，我持续了10多年。久而久之，握笔的中指上节指头左侧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茧子记录了我劳动的经历，闲下来的时候，拇指摩擦着中指上硬硬的茧子，心里居然挺欣慰。

  除了手写，当时还有一个便捷的“抄写”方式，那就是用打字机打印，打字机先将字打在蜡纸上，而后油印。但是，打字机一般只是较大的机关部门才有一部。我工作之初所在的乐陵县委宣传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没有打字机。各部门打印材料，大都是到县委办公室的打字室打印。这样，记者、通讯员写了篇幅较长的稿子，想偷懒省去抄写劳累之苦，就得请相关领导“说话”后，拿到打字室去打印。这种借用劳动工具的情况不常有，记者、通讯员多数时间还得伏在稿纸上“爬格子”。

  新世纪初，电脑普及应用，笔纸书写逐渐退出舞台。现在人们把“写字”改叫“打字”“敲键盘”了。对年轻记者来说，电脑是“与生俱来”的工具，而对年长记者来说，改换劳动工具也是一次革命。我起初学习用电脑打字、电子信箱发稿时，内心里是那么不情愿，不适应。学打字，一分钟打不出五六个字，心急发燥，通身冒汗。不会存储文件，一下“点击”错了，打好的一篇文章瞬间无影无踪，只得从头再来。烦从心头起，怒向手上生，恨不得摔了键盘。冷静下来，想：记者，作为时代脚步的记录者，如果连个新型劳动工具都不会使用，谈何与时俱进？于是，自己给自己鼓劲：写稿这么难都“学会”了，不信学不会打字！从此，“写字”转为“敲字”。

  许多年轻记者大概没有“寄稿”这个概念了。过去，记者写了稿子，大都是以信件形式从邮局寄往编辑部。一篇稿子，邮寄需几天时间才能送达编辑部，今天在电脑键盘上轻轻一点即刻到达编辑部，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年老的记者，当初恐怕做梦也没想到“寄稿”竟然可以在“弹指一挥间”。

  对于我来说，这些说起来不过几十年的时光。回想上世纪70年代投稿，稿件都是从邮局邮寄。当时，寄一封平信需贴一张8分钱的邮票，给新闻单位投稿不花邮费，邮资由新闻单位支付，寄稿时只需剪去（记得是）信封的右上角，注明“稿件”字样，就妥了。

  其时，买一个信封一分钱。但因为乡村里很贫穷，花一分钱都是计较的。为了省钱，我买了白纸自己糊信封，5分钱一张白纸，能糊24个信封。这样，等于花5分钱买了24个信封，比买同样数量的信封节省1毛9分钱。大众日报刘德乾编辑曾经分管德州地区（现为德州市）通联工作，1974年秋末，他到乐陵县（现为乐陵市）调查一篇失实报道，对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后来的县委宣传部报道组）的同志说：“你们县有个叫朱殿封的通讯员，我每隔三五天就收到一篇他的来稿，每次不用拆开就知道是他写的，因为他的信封是用白纸自己糊的。不了解这一个通讯员多大年龄。”报道组的同志不认识我，只是知道我写稿，对他说：“听说有十八九岁。”刘老师说：“他写稿积极性很高，你们培养培养他。”1975年1月19日，乐陵召开全县通讯报道会议，报道组的同志让我在会上作了《写稿为革命，坚持经常永不停》的发言。

  往省城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投稿，从公社（乡镇）驻地邮电分局邮寄需五六天时间，从县城邮寄需四五天时间。新闻讲求时效性，写稿时算计时间，寄稿也算计时间。邮电分局每天下午开一次信箱，县邮局每天上午、下午两次定时开信箱。我在村里时白天劳动，经常是晚上跑几里路到邮局寄出；在县城、德州市，经常是夜晚写完稿十一二点了，接着跑到邮局寄出，以保证第二天上午稿能发走。特殊情况下，时效性很强又很重要的稿子，就发电报稿。1982年的中秋节也是国庆节，这天晚上，我陪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李锦在乐陵县茨头堡公社大韩集村采访村民欢庆“双节”，采访结束已是10点多钟。接着，我俩分上下各写一部分，凌晨1点写完草稿。凌晨4点多钟，李记者起床改稿（我写的那部分他基本重写），然后由我抄写。草草吃了早饭，我俩骑着自行车赶到县城，直奔邮局发电报稿，守着译电员译完1000多字的《醉人的中秋之夜》通讯稿，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了。

  上世纪80年代，大众日报进行新闻改革，在版面上开设了（记得是）“昨日新闻”栏目，刊登报纸印刷前一天发生的新闻，一般都是电话传稿。晚上打长途电话的少，因此，多数时候是晚上向总编室夜班编辑电话传稿。记者、通讯员在电话这一头口述，编辑在电话那一头记录。用电话传稿，新闻稿的字数受到限制，一般都是一二百字的简讯，并且口传有可能会出现错别字（因听不清楚或同音字等）。记得我曾“电传”过《天津狗不理包子落户乐陵》《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一团来乐陵演出》等简讯。

  真正使用“电传”发稿，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传真机不再是“稀罕物”，大众日报驻各地记者站安装了传真机。写完稿能够立马传递到报社，节省了邮寄途中占用的时间，解决了投递延误、丢失等问题，报纸、广播新闻的时效性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电脑、电子照排的应用，使报纸新闻时效性大大提高。

  新世纪，新闻采写工具越来越先进，QQ、微信等兴起，“寄稿”进入了“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