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留名的人历史上有王甫、 石崇、严嵩、魏忠贤、和珅等人。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重绳赃吏，官吏贪赃六十两白银以上者，就要枭首示众。在我们新中国有这么两位从革命战士中成长出来的违党乱纪官员刘青山与张子善，因为挪用公款，断送性命，埋葬了曾经浴血革命的荣誉，换得一声惋惜！

  1951年建国初期，为保证执政队伍的纯洁性，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到1952年1月，全国共查出贪污（旧币）1000万元。1948年12月1日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它与现在的比率是10000：1，（相当于现在新币1000元，以下同）以上的贪污犯数万人，而刘青山、张子善是其中职务最高、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打下的“大老虎”。

  时间来到1952年2月10号中午，那天是农历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佳节。当日正午12时河北保定体育场正在进行一场两万人在席的公审大会。大会审判的对象是刘青山和张子善。

  这是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性质最为严重的贪污受贿公审大会。全省各地广播喇叭和收音机全部打开，有将近20万群众通过广播收听这次大会。

  1950年到1951年的短短一二年时间里，刘青山和张子善在机关生产中，非法占有地方粮款28.9151亿、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亿，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亿，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7473亿，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亿元；此外还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亿元，以上共计155.4954亿。

  他们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动用49亿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人民资产损失14亿元。还派人员冒充，用救灾款从东北套购木材4000立方米，总计117.6272亿。

  也就是说两人当时挪用的公款是现在的人民币171.6万元，但是又不等同于现在的金额价值。当时15亿余元（现在15万）可以买一架战斗机。

  大会公审结束，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下午1时30分，刘青山、张子善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随着两声枪响，结束了他们的罪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是百年身！这两声枪响，振聋发聩！至今存留在历史的长河里。正是因为这两声枪响，杜绝了此后20年的事件。

  刘青山，河北安国市南章村人，1916年农历五月初五生人。父亲叫刘忠起，母亲叫张子素。他们给儿子起名为刘顺山，刘青山是后来改的。

  刘青山八、九岁时上了本村的小学，刘青山是孩子王，鬼点子特别多。他的同学中有的家里很穷，中午饭也只有带山药面和棒子面饼子。富裕人家的同学总带白面馒头和烙饼。刘青山就想了个主意，每天中午吃饭前让同学们把干粮都交到他这里，然后由他分配，刘青山将干粮粗细搭配平均分给每个人。大伙儿都没有意见。

  1930年,14岁的刘青山退学了，到蠡县沙村给周姓财主当雇工。他有个长工叫徐云甫，是地下党员，过去曾为躲避追捕在南章村住过一阵。他见刘青山很有正义感，就常给他讲些革命道理，启发他如何对付地主的压迫，如何与剥削阶级斗争，刘青山在徐云甫的帮助下进步很快。

  1932年8月，刘青山和徐云甫等人一同被编入了保属特委组织的红军游击队，参加了高阳等地农民大暴动。他们收缴地主的武装做为军用没收庄稼分给老百姓。声势浩大的高蠡游击战争使反动县政府和地主豪绅十分震惊和恐慌。安国驻军骑兵第六旅派出一个骑兵连前去围攻红军游击队,刘青山在内的19名游击队员被俘，押到县南关操场上，斩杀了18人，第十九个就是刘青山，他并不畏惧，主动把头放入铡刀下。在场的头目是东北军将领白凤翔，他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土匪出身看重勇士，又见刘青山是个小孩，不知道是否动了恻隐之心，就猛地一脚踢出去，放回监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青山参加了抗日工作。10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青山赴五台山“抗大”学习。第二年8月出任河北省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他常以青塔书店掌柜身份到乡间宣传救亡抗日，他参与组办训练班，同时和县委一起创建县大队和八个区分队抗日武装。

  1941年3月，刘青山任大城县委书记。刘青山带着人们拔据点烧炮楼破道挖沟、涂掉村头路标、开辟安全区、反革命、精简机构，实行了一系列对付敌人“三光”政策的措施，有力地打击和阻止了敌人的猖狂活动。

  1941年“五一”扫荡后，环境十分恶劣，党内出现一批叛徒，对抗日斗争造成极大危害。刘青山领导大城县委及时开展了反革命运动，并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时年9月，刘青山任大城县、河间县县委书记。

  敌人曾贴出布告对大城县主要领导人重金悬赏，活捉县大队政委韩仰山奖日币两千，活捉县委书记刘青山奖一千五，活捉县长康修民奖一千。

  1944年10月，刘青山任冀中八地城工部长，1945年10月，刘青山任冀中八地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

  1951年8月，他又调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同年10月，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刘青山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12月2日,出国归来的刘青山一下火车即被逮捕

  张子善出生于1914年，原名张三更,河北省深县尚村人。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大哥到东北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二哥在家当雇工。张子善14岁到安平县城上高小，16岁时,考入安平县乡村简易师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纷纷上街,宣传抗日救亡,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而且带头卧轨以示抗议。

  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他始终没动摇和屈服，后由安平县押解到天津监狱，被判五年徒刑。

  1937年“七七”事变时,犯人砸了监狱,张子善趁乱越狱。之后他一边教书,一边寻找党组织,终于找到曾在一起坐过监狱的冀中二地委组织部长,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

  1945年任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开始与刘青山一起工作。从此以后他们两个就是形影不离的搭档。

  1948年任冀中十地委第二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子善在平津战役期间,组织了几十万民工支持前线,协助保障了平津战役几十万参战部队的后勤。当时因为部队多,靠人背运粮供应不及,张子善组织群众凿开冰冻的大清河,以船运粮,受到平津战役前委的表彰。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杨柳青镇成立，张子善先后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署专员，天津地委书记。

  1951年11月29日，张子善作为天津地区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及负责人，在他下榻的保定饭店被省公安厅逮捕。

  2012 年。100岁的孙光瑞（时任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专案组成员之一）老人精神依旧，他的脑海里藏着关于“刘张案”的细节：“刘青山在临刑前留下了一句遗言——‘革命这些年没死，怎么落这下场，这死还有什么价值呢？拿我做个典型吧，在历史上说也有用’。张子善的遗言则是‘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

  “关押审查期间，张子善吃不下，睡不着；刘青山则大吃大喝，倒头就睡。临刑时刘青山双腿僵硬，但还能自己走。张子善已经瘫了，是被民警架走的。”孙光瑞说：“刘、张贪污案从揭发到判决，前后只用了两个月零二十天。”两个月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反贪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事实上刘青山与张子善涉案的171亿并没有全部中饱私囊，其中155亿挪用于天津市机关生产（这些钱属于不按国家规章制度非法挪用和非法经营），另外部分用于公款吃喝、招待上级、购买饭票、戏票、小汽车、手表、大衣、香烟白酒。经调查，刘青山个人挥霍达1．8399亿，张子善个人挥霍达1．9426亿元.二人合计贪污3.78亿旧币，折合现在3.78万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数字了葬送两条生命，数字背后是复杂的案情。

  刘青山、张子善如何在两年中涉案笔巨额财产还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机关生产”说起。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恢复国民经济本就步履维艰，1950年，新中国又开始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无疑让刚要起步的中国经济负荷加霜。1951年，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做了一次匡算，当年的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费占55%，财政收支平衡计划将没办法实现。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发起了党政机关进行的生产活动，借以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这是一项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解决国家财政困难而实行的特殊举措。

  刘青山、张子善一个是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天津行署专员。 当时负责天津市的机关生产，刘青山有经营头脑，手中又有权力。刘青山、张子善用公款投资，搞活地方经济。用刘青山的话说：“现在是和平环境了，不要那么小气，先把机关生产搞好，开支什么也方便。”可是他们忘了，机关生产的初衷不是为了一部分官僚主义的小康生活，而是未解决国家与人民的困难。刘青山与张子善克扣政府以工代赈的救灾款；派人以为灾民造船的名义往东北采购木材，每立方米72万元，这些木材运回天津后，刘青山再把它们转买，每立方米变成了200万元！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在天津专区的武清县杨村修建飞机场，为此拨款29亿。刘张将其中的20亿挪用于机关生产。

  他们或许陷入了对奢华生活的享乐中，完全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根本意识不到生活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对曾经的革命者早已放弃了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发财后的刘青山离开了设在杨柳青的地委大院，搬到了马场道的小洋楼里。刘青山拿公款从香港买了两辆美国高级轿车，一辆自己乘坐，一辆送给了河北某主要领导。

  张子善也喜欢玩车，挪用公款一口气买了五辆轿车。张子善招待他人通常都是8—16个菜。他们饭后的活动是洗澡、看戏，这“一条龙”的享受在当时看来确实当得起“奢侈”二字了。因为会玩，张子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陪领导花了2亿元，可购买小米116.4万斤。以现在河北小米4.4元计算，这笔钱大约相当于515万元人民币。

  天津地区处于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势低洼，洪涝不断。1950年夏天的一场洪灾，几乎殃及了整个地区。河北省在1950年和1951年连续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治理天津地区内的河流洪涝。

  以工代赈是指群众出工治河、国家按工发放粮款补贴。这是在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既治水又给受灾群众以救济的应急之法。而刘青山、张子善却打着机关生产的名目，把以工代赈也变成了捞钱的机会。

  以工代赈刚开始实施时，负责粮款供应的天津地区供销社出现了220万斤粮食结余，相当于22亿。张子善转而成立了一个“河工供应站”，直属机关生产管理处。机关生产管理处的这项新“业务”，仅在1950年秋就获得非法利润六亿元。

  1951年，河北省又下发以工代赈的1800万斤粮食。刘青山跑到河工供应站，明确要求“赚三十亿出来”

  于是，从河工供应站售出的高粱米，每斤加价百元；咸菜每斤加价百元；油每斤加价千元……这种苛剥人民的做法，在当地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这条富国之路变成了地方的生财敛财之道。

  当地的机关生产风生水起，刘青山、张子善成了能人，机关员工也能得到一点生活改善比如一家发三瓶汽水两个西瓜。上级某些领导直接打电话要求二人给予购买高档生活用品，刘青山张子善尽量满足。

  刘青山、张子善甚至违法结商、牟取暴利。一个名叫张文仪的女商人借着刘青山的影响和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做起了生意。

  张文仪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赚了9600万元。随后，她又当起中介，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用更高的价格买下这批复写纸。而张文仪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的供销科长。一出预谋好的“双簧”，一买一卖赚出的1.3亿元“利润”，就这样入了刘青山的腰包。

  类似这样轻易获得的丰厚利润，让刘青山、张子善的胃口慢慢的变大。1951年4月，张文仪给刘青山、张子善出主意：倒卖马口铁。刘青山动用公款49亿元，让张文仪负责采办。后来因马口铁属军用物资，临时改购黑皮铁，却导致了14亿多的重大损失。

  1949年进城前毛主席就在西柏坡指出过：“我们的战士，经历了浴血奋战，没有在敌人的枪口倒下，却被糖衣炮弹击倒。”这是人性弱点的一部分，往往在苦难中能保持坚强的意志，在逆境中勇敢前行，在压迫中激起斗志。在名利之境里溃不成军。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但他们的身边有这样一位坚持原则的人，他就是新中国第一反贪人，李克才。李克才是张子善的副手。

  1951年初，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非法倒卖木材一事被《人民日报》披露。他马上找到张子善当面询问。张子善却一推六二五，只说不知。李克才又找刘青山，提出要对这件事严肃处理，刘青山火冒三丈：“这是我和张子善商量搞的，看谁敢处理！”

  1951年的11月21日,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会议讨论的第一天站起来,向大会的824名代表大声揭发了刘、张的罪行,引起全场轰动。在当时,李克才此举是相当冒险的,因为会议后有人断言这是一种反党性质的行为。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1951年12月3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除投机倒把、克扣国家救灾粮款之外，这二人还盗用“飞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违法动支水利专款、骗贷银行贷款，挪用灾民造船款、公行贿赂、牟取暴利，对公有资产随意调拨侵吞……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张刘案”的处理，尚无明确的刑法条文可依，更无现成的案例可供参照。办案组面对着一个难题。他们征求天津专区500多名党员的意见时，有60%的人同意判处张、刘二人死刑，也有40%的人反对。华北局在收集了群众意见以后，如实地向转达了“枪下留人”的意见。

  主席听闻了刘张二人的行径震怒了：每一分钱，都是人民的血汗，怎么能成为个人享受的私财？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很好的方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清除了的不正之风，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次挥泪斩马谡，看似无情，实则意义重大，正如毛主席所说：正是因为他们功劳大，地位高，所以处决他们才更能挽救和教育成千上万的犯了同样错误的干部。

  1952年1月4日，中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目前机关“小家当”非常普遍，财产很大。大区一级机关各部都有，有些处、科层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万元，小的也有几百元。省、地、县、区、厅、处也层层都有，数目估计有两亿元至三四亿元。这些“小家当”通常用于投资工业与手工业，补贴工作上的需要，补助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难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福利。但是，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的，也占很大部分。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

  1952年10月，“三反”运动胜利结束。因犯不同程度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被处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约为45%；其中，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当时最大的“老虎”就是刘青山、张子善，时称“共和国第一大案”。处理的重大案件还有陕西张怀武、王德武等七人的集体贪污案，他们盗取军用土布360尺，用所得赃款贩卖毒品和黄金；湖北处理了崔月卿等贪污犯和胡玉亭等违法商人；北京市判处了薛昆山、宋德贵等贪污犯。宋贪污6.4亿元以上，薛非法所得23亿元以上。

  1952年3月12日，在刘、张案件案发4个多月后，经中央批准，政务院颁布了《政务院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决定结束机关生产。

  张子善的第一个妻子叫黎烈岩，出生于富裕家庭，有文化很能写。张子善有些古板，因此二人合不来，加之他们3岁多的儿子张铁雄死于肺炎，更使他们的感情愈来愈疏远，最后只有分道扬镳。

  张子善的第二任妻子叫赵玉秀，赵玉秀20岁时当上了县妇联主任，催军粮，召集农民开会，领导妇女儿童团工作。赵玉秀的第一个丈夫叫张作仁，是县游击大队队长，他们有一儿一女，后来张作仁作战牺牲。1949年由组织上介绍，赵玉秀带着两个孩子和张子善走到了一起。

  张子善父母早丧，他自小和大哥、大姐及二哥相依为命。张子善的大哥过世，张子善17岁参加了革命，家中只有他二哥。

  据张子善的外甥苏连杰回忆：“听我母亲说，有一次我三舅回村执行任务不巧被本村的汉奸发现了。这时我爹闻讯赶来说，老三这是刚从北京做买卖回来。敌人不信，将我三舅痛打一顿。我三舅死时，我娘说，自从老三参加了革命，家里人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总为他提心吊胆。谁知解放了，刚刚松了口气，他那儿又出事了！”

  赵玉秀说：“张子善出事以后，他二哥张着大嘴哭道，我冤啊！为了巴结他上学去外面做事，我打了一辈子光棍呀！那年我在外面贩布，他回来见了，说我小价买进大价卖出是剥削，走时还把我那些布带走给了部队。从小到大，我没得过他一点好处，没沾过他一点儿光，说他贪污了多少多少钱，可那钱，他弄到哪里去了呀！”

  赵玉秀纳闷地说：“三反时说子善贪污多少多少亿，谁知这钱弄到哪去了？他家中破破烂烂，他哥哥姐姐穷得叮当响，四几年他老家发大水，他姐姐被逼得差点卖了她闺女，子善他自己连件毛衣也没有。到死时，刘青山穿着一件出国前定做的好大衣，可子善就穿着一件用傅作义部队的黄绿军装染成蓝的制服上衣，下边穿着一条改造了的旧马裤，这身衣服已经穿了三、四年了。”

  赵说：张子善一米八二的个子，白皮肤大眼睛长方脸，骨头架子大。吃饭不讲究，大葱抹酱，烙饼卷鸡蛋就是我们招待远处客人最好的饭食。子善抽烟抽得凶，一天两盒“小婴孩”，待客才用“炮台”。有时抽烟抽得太多了，都没钱去给他买，我就问他买便宜的行不？他说，冒烟儿就行！

  赵玉秀说：“一次张子善的大姐从老家来看子善。吃饭时，子善就对我说，你领着大姐吃中灶去吧（当时赵玉秀吃中灶），你要怕影响不好，就让她去吃大灶。我当时觉得真是对不起大姐，因为我听子善常说起他大姐，说他大姐跟自己的娘似的。可我没法子，只好带她去吃中灶。大姐走时，张子善歉疚地对大姐说，你拉扯我半天，我也没钱给你。一个月几十元的津贴费全让我抽了烟，有时不够，还要玉秀从孩子们的小米中补贴。大姐说，你别管我，我在家过惯了穷日子，不花钱！你就在外面好好做你的官，我就知足了。

  有一次，张子善的一个外甥来看张子善，临走，张子善说，做的官就是穷官，你舅舅有权可没钱，你走，我也没钱给你。他外甥就动了气，说我是来看你的，又不是朝你要钱的，怎么谁来了都跟人家说没钱没钱的，谁朝你要过一分钱？”

  赵说：“从那后，他外甥几乎就不来了，索性张子善就对家里人说，我太忙，没时间陪你们，以后没什么事就不要来了。还有一次子善的二哥来看他，我想给他二哥买件褂子穿，是他二哥打工供子善上的师范，至今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浑身上下破衣烂衫的，我真过意不去。钱不够，我就朝子善要，可他哪里有钱呀！我就发牢骚说，你光知道抽烟抽烟，家里没钱你也不管！张子善说，买什么新的？我还不是整天穿旧的？他在家整天握锄把子穿什么好的？找我一件旧褂子就行了。最后我只好送给二哥一件旧衣服。

  赵玉秀说：“张子善工作作风特别踏实，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我劝他说，你这样长此以往，身体可吃不消！张子善说，没办法，垮不了就得干，谁让咱们挑着这副重担呢！到了汛期，张子善常亲自骑着车子到有几率发生危险的地段去看看。我见夜间很冷，担心堤上风大，就说，晚上老去堤上，多冷，又没件毛衣。他说没事，我穿着两件褂子呢！我看他穿着两件单褂也是呼打呼打地灌风，就翻出两件旧衣服，一件是部队接收傅作义起义部队时分到的，一件是对襟粗布褂子。我就将两件旧上衣合在一起，缝了件夹袄让他夜间巡堤时穿，子善穿上夹袄可高兴呢，说这可暖和多了！”

  赵说：“至死，他也没穿上一件毛衣。那时刚进城领导干部们可兴穿毛衣呢！张子善说穿打补丁的衣服光荣！他有一件褂子在里边套了好几年，好几处打了补丁，我见左肩头破了，而且布也没劲了，就说别补了吧，回头添件新的！他说打块补丁还能凑合一阵儿。”

  赵说：“那时刘青山和张子善都很想搞机关生产。因为省委、华北局常常来人，又要吃饭又要办事，这些费用走正常的财务开支都不行，后来就搞了几个厂子。厂子办得很红火，机关上的我们正常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福利也多些了，可问题也就来了。省委的、华北局的常来人或打电话向刘张要东西。刘张也觉得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前了，有条件了，领导们要点儿就要点儿吧！”

  赵玉秀说：“可也别太过份了呀！滋养补品、狐皮大衣、名牌手表、名牌毛线，想起什么要什么。子善常私下和我发牢骚，说省里来人要，华北局来人也要，干部要，家属也要，吃了喝了还要带着，点着名要这要那，不给又不好，华北局有位领导打电话让子善给他家找个保姆，可一分钱也不出。子善就托人从农村找来了保姆，又吃又喝又带路费又带零花钱，最后还不都出在机关生产上。”

  在此之前，张子善一直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没引起重视，临被捕前他去看望正在医院养病的赵玉秀。赵担忧地问，怎么听说你们这案子闹大了，中央很重视，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张还说，别人说什么咱们管不了，你还不知道我？我是批了一些条子，可我自己又没花一分钱，全是给上边花了！全是搞机关生产！大不了，给个处分，做个检讨罢了！张子善没想到，这是夫妻二人最后一面！

  妻子范勇与刘青山是自由恋爱，刘青山22岁那年和范勇相识。结婚十一年，生三子。

  范勇说：刘青山在杨柳青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时，上边发一件黄绿呢子面大衣，领子和袖头是水獭毛的。1951年3—4月间，华北局某领导写信向刘青山要大衣，后来又电话要。刘青山说，这时候从哪儿买大衣啊？要不，把我这件大衣给他送去吧！范勇有些不情愿，可那头儿催得急，只好依了刘青山。刘青山派人将大衣送到北京。还有一位华北局领导来信要欧米加自动表，青山买了，派警卫员送了去。省委某领导的家属来天津要狐皮大衣，要人参鹿茸等……范勇说：“这都是机关生产出的钱，刘青山又大手大脚的，谁要都给，最后当然都算在他们身上了！”

  范勇说：“执行枪决时，省委秘书长李紫光负责押解刘、张二人赴刑场。李问刘青山有什么要求？青山很冷静地说，我是低薪制，我爱人也工资低，三个孩子无力抚养，希望党组织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李说，组织上对此有考虑，由组织上抚养两个，范勇抚养一个，你看行不行？刘青山想了想说，可以！

  当时铁骑7岁，铁甲4岁，铁兵仅几个月。河北省委根据的指示： 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15元在当时的概念等于小米150斤。

  刘死后不久，其胞弟刘恒山就把她的二儿子刘铁甲领回安国县南章村老家。1954年，范勇和张月东结婚。于1958年把６岁的铁兵也送回南章村。1959年，在石家庄一中上初中的铁骑转学回到了安国县。

  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说：“在南章村我和我哥兄弟二人拥有三间破北房，我哥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过给家里盖一间新房。我哥回老家养病期间，上下级常来看他。他就带回52斤小米面和面票，供给制又没现钱，来了人全靠我打点吃喝，那时我在外面做点小买卖，手里有几个现钱。”

  刘恒山说安国县组织上对三个孩子十分关心，经常派人到家来询问孩子们的情况，从不歧视。1961年底，正值自然灾害时，刘恒山实在抗不住了，迫于无奈，就给石家庄地委去信反映了家中生活陷入极大困境，自己无力抚养三个孩子。石家庄地委接到信后，经研究，很快给刘恒山送来100元钱。

  刘恒山同志：经地委研究，铁骑、铁甲的供给制仍维持原数不变。为照顾铁兵的生活困难，采取社会救济的办法解决。已转告石家庄市人委民政部门办理。最近可能直接与你汇去救济款几十元。今后有什么具体问题，可直接与市人委民政局联系，当然遇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来信联系。总之，党组织对这几个孩子的生活学习是关心的。你为这几个孩子操心照管，甚至形成了某一些程度上的生活困难，组织上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既要保证这几个孩子生活能够过的去，又不能不考虑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石家庄地委组织部1962年5月30日

  1962年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增多，范勇去省委要求增补生活费，省委决定给刘铁骑每月20元，铁甲、铁兵每人每月15元。这50元从始至终保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1970年7月，刘铁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5年，刘铁骑调到刚刚组建的廊坊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工作

  老二刘铁甲“文革”前上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在老家务农。1976年，管道局在内部招工，刘铁骑给刘铁甲报上名，刘铁甲由此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

  刘青山第三子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父亲的事被刷下来。不久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下煤窑，才得以农转非，后调回安国。

  1978年12月18日，“文革”结束，按落实政策，范勇回到了石家庄。国家给她补发了文革期间未发的工资。

  范勇说：“1978年以后，那些当年受刘、张事件株连的人们先后都被平了反，撤销了刑事处分的、恢复党籍的、恢复原来级别的，就连当年刘、张事件中，险些做了“要杀的第三人”康光宇（天津地委秘书处处长、机关生产管理处处长）都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原来的级别。

  刘恒山说：“文革期间缺发的补贴，于1981年7月，由省纪检委查明，补发998元，汇寄给了孩子们。”

  刘青山、张子善：作为地方高官，他们有居功自傲思想，这是官僚主义表现；他们在“生产自救”和“机关生产” 中有办法、能创收，又经济头脑，有了钱大手大脚，生活中有浪费现象，享乐思想有所抬头这是事实。这样的行径严重扰乱了国家建设，人民利益。刘青山与张子善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党向资产阶级腐败开的第一刀，他们是罪人与功臣的结合体，让人愤怒与惋惜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