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修谱热潮在民间的兴起，一些从事专业修谱的线上线下机构相继出现。而修谱者们不惜砸下重金，花费时间辗转于各地搜寻资料，印证老辈口中关于先人的事迹，其目的，是为了找到“我从哪里来”和“谁是我最亲近的人”。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涂金灿的“家谱传记机构”在一连串带有“智能”、“创投”字样的公司中显得有些另类。

  这是一家为客户提供文集自传、家史家谱定制出版等服务的机构。走上二楼的工作间，可看到几百本姓氏家谱和人物传记陈列在书柜之中。涂金灿雇用的编辑们正坐在电脑旁，将从各地搜集回来的客户家谱资料录入电脑，并进行编辑和排版。

  工作间内无人喧哗，只听见翻动纸页和敲击键盘的声音。一名编辑和记者说，书架上的家谱大多为支谱。无论薄厚，这些用宣纸制成、竖式排版的家谱，静静地躺在这里，记录着一个个家族的古老历史和荣耀。

  郭毅（化名）花了五年时间搜集、整理资料，编成一套《郭氏家谱》，分发给曾为修谱出钱、出力的族人。

  来北京已有七八年，老郭退休前在内蒙古的中学教书，到北京后又找了份辅导学生功课的工作养家糊口。补课期间，郭毅得知一个学生家长正在编修家谱，对方初中文化程度，“但是公司条件方便，有车”，可以到处搜集资料。郭毅受到触动，初中毕业生尚且这么积极写家谱，“我一个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的，是否更应该写写？”

  由于老家谱以前曾经被毁，郭毅只得从新修起。2015年，一套《郭氏家谱》编好，上面记载的祖先最早追溯到了1890年前后，谱上共涵盖1000多名族人。

  冯铭（化名）比郭毅幸运。冯家的老家谱经历动荡年代得以留存，不过从1962年以后便没再增添新的记载。

  1994年，河南老家一个叔叔找冯铭盖一座祠堂。祠堂于1995年6月份落成，占据一个院子两间房，冯铭心想，干脆再做个家谱摆在祠堂里吧。

  从盖祠堂到修家谱，冯铭花了三年时间。这期间，他从北京回到老家，“别的啥也没干”，专心找资料。1996年家谱有了雏形，他又花了大量时间统计整理。2015年，《冯世家谱》印刷出来，新老家谱相接，共涵盖2046人，最早的一代追溯到了明朝。冯铭把这套家谱印了300多本，给族里的人每户分发三四册。

  “编修家谱占了我们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北京家谱传记机构的负责人涂金灿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这家机构内共有客户姓氏家谱300多种。近年来，社会上悄然兴起修家谱的热潮，“今年每月修家谱数量能够达到五六种”。

  北青报记者正常采访多家家谱编修机构发现，近年来个人修家谱在民间热度不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名工作人员和记者说，目前入馆的新家谱“陆陆续续每年都有”。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馆藏的新版家谱大多在 1990年之后慢慢的出现并入馆，而近年来，图书馆获捐的新家谱非常多，且数量在连年走高，“每个月都能收录20到30种”。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这些新家谱多数是以个人的名义编写的。目前，每天大概有10余人到家谱阅览室来借阅，其中部分人是为了给自己编写家谱寻求参考。

  “以前大家不太注重这个，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就开始想要寻根，找到根之后再来修谱”，涂金灿说。

  对于郭毅和冯铭来说，寻根、修谱并非易事。两人都在搜集、记录家族资料上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和金钱。

  郭毅出生在内蒙古河套地区，根据家里老辈人的回忆，1900年前后族人从陕北神木走西口来到河套。“有五六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这么说”，为了印证老人的说法，郭毅辗转神木、河套多地寻找线索。村里龙王庙铸钟上的名字、石碑的碑文、档案馆里的旧县志，都成为他的线索来源。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他跑去过四五趟，将有用的资料统统复印回来。“同一辈的人，起名字是按谱排下来的，按字辈印证，可以基本确定哪个姓郭的是我们的祖先”。

  编写这部《郭氏家谱》，除了从家族里募集来的五六万元，郭毅自己贴了两三万元资金。总费用大约8万多元，其中除去路费，还包含了“人情费”，即向老人打听线索时的礼品开销，除此以外还有购买照相机、扫描仪等器材的费用及最终出版印刷的费用。

  郭毅宣称，在老家神木，煤老板修家谱是常事。他有些羡慕这群人，“动辄就捐一百多万（修谱）”。不过让他自豪的是，自己修的家谱“质量比他们好多了”。

  “基本上是自己来做”，冯铭也说，修谱需要下苦功。为了修补残缺断代的老家谱，他召集了家族的十多个人，分头找线索、查资料。冯铭曾听老辈人讲，家族里出过烈士，但名字和年份记不清楚，他就开车去烈士纪念馆找。知道家里有老红军后代，他就去县里的档案馆找，查老红军是哪年参的军、做了什么事迹。

  这种搜集资料的方法虽然笨拙，但也有效。它需要修谱人付出足够的精力和耐心，通过搜集先人在当地留下的各类历史档案和文献材料，逐步拼出一条枝叶丰满的家族脉络。

  伴随民间修谱意愿的高涨，一批修谱商业机构相继出现。涂金灿的“家谱传记机构”就是这里面之一。除了提供家谱整理编审、设计排版、印刷装帧等服务外，他们也会依照客户需求提供实地指导甚至蹲点修谱的业务。涂金灿介绍，一些客户来之前缺乏修谱的经验，因而向他们寻求帮助。

  一份该公司某单业务中的《编修计划与费用说明》显示，机构对客户的修谱流程进行了规划，包含“召开修谱动员会”、“填写入谱登记表”、“拼合谱系图”、“收集入谱小传”等步骤。而除了提供前期规划，机构还将起到协助指导工作开展、搜集整理必要资料等作用。

  涂金灿说，如果客户要，他们能够派一老一少两人前往客户的老家实地指导。不过更多时候，机构只拿出方案，具体调查、登记等工作由家族主事人自己做，“我们会提醒客户对拿不准的地方在家谱上进行注释，但很多历史资料需要他们自负其责”。

  同样经营家谱生意的还有山西尚知堂家谱坊。负责人成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尚知堂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经营修家谱的业务。按照需要，客户提供家族基本资料信息后，尚知堂会派出十多人的团队去当地考证核实。工作团队最后会按照每个客户提供的数据资料、实地调查情况、老谱中存在的证据等30多项内容去考证家谱的真实情况。

  除了传统的修谱公司，一些修谱网站和应用软件纷纷进入人们的视线。脱离了宣纸和蝇头小楷，这些网站和软件强调大数据的运用。如在一款手机应用上，家谱以家族树等形式呈现，处于家族关系脉络上的个体之间能够最终靠对话框等进行交互。

  该手机应用的联合发起人曾对媒体介绍如何借助这款应用找到几百年前的亲戚关系：成员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在有交集的数据中寻找失散久远的血亲关系。不过，这一切必须基于庞大的用户量和庞大的家庭数据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

  涂金灿认为，网上出现的修谱软件，优点是价格实惠公道、资料容量大、不易丢失、改动方便，还可以每时每刻分享。对于修谱行业来说，“这肯定是个方向，但线下也要有个纸质版”。

  让年过六旬的冯铭觉得鼓舞的，是摆在家族祠堂的那本厚册子受到了家里年轻一代的欢迎。

  北青报记者正常采访多家修谱机构发现，中老年人是民间修谱的主要群体。涂金灿介绍，来店里修谱的客户以公职人员、军官、教育界人士居多，也有海外华侨，“以前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现在扩散到一些普普通通的家庭”。

  冯铭1975年底从河南来北京当兵，是家里第一代北京“移民”。他时常感慨，家族的长幼辈分缺乏梳理，“现在的孩子往上最多只能记住两代”。如今新修的家谱摆在祠堂，“每年春节回去祭祖，我是谁的后代、哪一支的，一目了然”。

  而对于郭毅来说，修家谱则是一场对家族文化的抢救。眼看着家里的老辈人相继去世，“好多资料都装到肚里面带走了”，旧家谱也早已遭到焚毁，“得抓紧时间抢救资料”，把祖先的足迹记录下来。

  “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解释民间修谱的动因。

  “家谱讲的是人是怎么传承下来的，以及这些人做了什么事、立了哪些规矩、有什么风范”，涂金灿认为，如今家谱的意义在于：让人记住“谁是我最亲的人”，以及“我最亲的人给我留下了什么”。（记者 张帆 实习记者 刘思佳 杨子希）

  记者从河南省图书馆了解到，为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姓氏文化，河南省图书馆推出“读家谱，树家风”活动并征集家谱方志以来，短短一个多月就收到了１００多部家谱。

  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孔子世家谱》正在世界文化遗产曲阜“三孔”之一的孔庙景区展出。

  ”哲学中的永恒问题在当下中国人的头脑中越来越强烈，中国民间慢慢的出现重修家谱热，以寻找自己家族发展的“基因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