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装甲战争这个主题是很宽泛的，从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回望这个超过100年历史的特定类型战争的全景。能这样说，故事起源于1916年9月第一辆坦克投入西线战场。然而，由于装甲战斗车辆的历史与人们对未来战争的设想密不可分，另一种说法认为，装甲战争起源于1903年；那一年H·G·威尔斯在《海滨》杂志上发表了他著名的短篇小说《陆地铁甲舰》。尽管证据不确凿，但似乎有几个参与英国坦克早期研发的人，都读过这篇小说，其中还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后来承认，威尔斯的故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尽管在威尔斯的故事100年后，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仍在频繁出现在战场上，最近一次大规模使用装甲兵部队是在伊拉克，所以这段历史还将包括2003年以来的一些发展。

  作为一个概述，有几个方面必需要考虑：第一，坦克的起源和以及它所追溯的“祖先”；第二，重要术语；第三，技术方面的考虑；第四，关于装甲战争的辩论；第五，乘员的经验；第六，装甲战争的基本规律；第七，装甲战斗车辆的“政治史”，坦克的象征意义如何随着历史而改变。除了第一章之外，这些主题将或多或少贯穿每一章。这本书的意图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描述，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装甲兵的发展。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一些作家回顾历史，记录下某些关于发明坦克的思考，并试图找出坦克的技术和战术先驱。当时的陆军上校J·F·C·富勒可以说是坦克早期发展的核心人物，通过研究这种新武器的“祖先”，他在一战中开始着手研究坦克。他认为身着盔甲的中世纪骑士就是“人肉坦克”——这是一种结合了肌肉力量、防御盔甲和攻击兵器的武器。早在公元前1200年，中国人就开始使用“战车”；14世纪晚期的军事资料展示了“战车”的图纸；其中一幅画描绘了1456年的一辆苏格兰战车：人们在高高的平台上，由马匹拉着前进；1472年，在意大利，瓦尔图里奥设计了一辆战车，它的轮子由风力桨驱动。这些各种各样的装置，显然不能适应任何崎岖的地面，富勒认为，坦克最终解决这一问题，花费了人类大约4000年的时间。它们的任务是接近敌人，并由远及近攻击敌人，同时设法避免受到打击和炮火伤害。

  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坦克方面的作家之所以对钻研历史如此感兴趣，一个原因是研究过去的战术经验似乎可以更深入地思考坦克的运用。在研究坦克的“祖先”时，一个重要的参照是在古代和中世纪战争中使用的战象。在战斗中使用大象与后来使用装甲兵的经验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一旦意识到切断大象后腿上的肌腱会导致大象腿塌陷，就会派步兵去保护大象；这基本上就是步兵后来被赋予的角色：保护他们自己的坦克不受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的攻击。一些大象被指定为“指挥大象”，这样做才能够更好地指挥战斗；1917年11月，在康布雷战役中，几台装备了无线设备的英国坦克被用作指挥坦克。确切地说，在古代，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掌握如何在战斗中使用象群，因此，那些俘虏它们的人并不理解“司机”为何需要与动物一起训练很久；近代以来，战争中的文职领导人也常常被坦克的数量或新装备的战斗力所诱惑，没意识到训练和作战准备的重要性。

  因此，坦克的战术角色比坦克本身发明的还要早，坦克运用经常被早期的装甲兵理论家们比作过去的重骑兵和轻骑兵，就像攻城机一样。然而，坦克进入战争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内燃发动机和履带的发明使坦克出现成为可能。虽然在战争中装甲列车比坦克出现的要早，但坦克具有装甲列车明显缺乏的技术特征——越野能力。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制造坦克所需的各种技术要素就已经存在了，但并没有进入实用阶段。

  1912年4月25日，奥地利军官冈瑟·伯斯廷申报了一项动力设备的设计专利。最初的原型是1906年制造的一种装甲汽车，并在奥匈帝国的演习中进行展示。伯斯廷设计的亮点在于预见到了后来坦克的特点：他认为战斗车辆需要跨越所有类型的地形,跨越类似堑壕的障碍，并能够沿着公路快速机动，配备有速射机枪和直瞄火炮，还可以用装甲来保护成员免遭炮弹破片和步枪的射击。为了更好的提高这辆“汽车”的机动性，他还建议使用履带。根据伯斯廷的设计，该车公路时速将达到19英里，越野时速达到5英里，配备一门30-40毫米的加农炮，安装在一个“装甲壳子”中。但问题是1910年的四缸发动机不太可能会产生足够的动力来驱动这样的车辆；此外，资金紧张的奥匈帝国军队也只有少数的资金推进这一计划。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以及更大更富有的帝国的资源，才能创造出这种能够穿越战场的装甲机器。

  尽管如此，不单单是坦克，对装甲战斗车辆本质的思考也很有趣。英国代表团认为，所有的装甲战斗车辆都“能够对敌方防御阵地实施突击，实施迂回侧击，并在相当远的距离上贯穿敌方纵深”。还有人指出，“车辆的机动性是执行此类任务的基本特性”。事实上，他们甚至认为，只要把火力强化到一定的程度，一辆战车是否有装甲并不重要。随着会议的进展，人们至少认同了一件事，即坦克比装甲汽车有更强的地形适应能力。英国在讨论中提出一项建议，即任何车辆，不论是不是履带车辆，都可以改装成坦克或装甲车，这为关于定义的辩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层面——有没有改装成装甲车辆的潜力。

  自坦克和其他支援车辆发明以来，这种高层争论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是其中一例。事实上，一些设计新车的机械工程师尝试给出最好的定义，其中最常见的是“移动的武器平台”。这个定义的优点是简单，问题也是过于简单。有些装甲车辆上面装了威力强大的机枪，有的装甲战斗车辆类似于坦克驱逐舰，但仍然被划为主战坦克（MBTs）。以瑞典的S坦克为例：这是一辆无炮塔的装甲车辆，高度只有2.14米，有3名乘员，炮管从装甲壳体里伸出来，只能左右转动几度，主要用来对抗俄罗斯的装甲兵进攻。因此，我认为更好的定义应该是：“坦克是一种全履带式装甲车，装备一门可以360度旋转的火炮。”然而，尽管21世纪的要求一直在变化，但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与会者很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对坦克的定义几乎不可能达成共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用这一术语主要是用来描述特定的战争类型，或至少是一个能够概括大量装甲车辆使用的场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这种新型战争样式的辩论，常常使用的两个术语是“机械化”和“摩托化”。机械化就是把履带式车辆引入军队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把坦克、装甲输送车或保障车辆作为衡量指标，摩托化则是给武装部队“换轮子”。换句话说，通过引入卡车实现运输方式的变革，因此也暗示了马车运输的淘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两个进程都很顺利，但还没有最终完成。最终，机械化和摩托化之间的区别就是履带式装甲车辆和非装甲轮式车辆之间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机械化是一场战争革命，它是由坦克与飞机共同引发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事作家谈到了“空中机械化”和“空中机械军”。“闪电战”一词之所以在装甲兵研究中脍炙人口，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充满了许多活力的新型战争。然而，由于闪电战与1939-1941年期间的德国战役有着密切的联系，想说清楚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简单。因此，把闪电战看作是一种由战斗机支援下的装甲车辆战斗可能更为恰当。因此，在专业军事文献中，当提及使用各种装甲车辆进行机动作战时，最常用的术语是“装甲战争”。

  根据J·P·哈里斯和F· N·突阿斯的一项定义，“装甲兵是指包含大量装甲车辆的机械化单位或集群”；有人断言：“装甲战争可以粗略地定义为在战争中大规模用这种部队和集群。”虽然任何绝对精确的定义都是极其困难的，但也有一些更具替代性和启发性的尝试，也许才是正确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诺克斯堡美国陆军装甲兵学校发表了一项内部研究，他们认为：

  装甲兵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利用机动、火力和冲击效果击败敌人的(诸兵种)合成战斗队，它的优势就是骑乘作战。这种部队由坦克、装甲骑兵、攻击直升机、机械化步兵、炮兵和工兵组成，所有这些单位都需要灵活快速的通信网络和不间断的后勤系统的支援。

  虽然装甲兵部队的组成、支援保障要素、通信和后勤组织形态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一定义非常接近于装甲战争所包含的内容。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公式：这是一个由机械化车辆占主导地位的(诸兵种)合成战斗队。

  其他军事文献也在设法捕捉到装甲战争的本质。例如，1966年美国陆军野战条令《装甲行动》中写道：“装甲兵行动是通过火力和机动来进行的，通过合理的指挥和控制，从而塑造有利战场态势，最终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上以强大和猛烈的行动到达顶点。”该定义还警告说，由于机动作战的战场态势可能会迅速发生明显的变化，指挥官需要避免“严格按计划行事”。报告说明，强大的通信能力和机动性允许指挥官“迅速集结或疏散战斗力量，以完成任何任务”。机械化部队应该集中力量对抗敌人，而结论是：“装甲兵行动的本质是机动，目的是为了迅猛地达到决定性的战果。”这个定义很有趣，因为它显然是根据二战的经验写成的，这表明装甲战争的定义是一直在变化的，至少在细微之处会随着特定的冲突而变化。

  自1916年以来，坦克和其他装甲战斗车辆的技术发展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的坦克最初是作为一种穿越战壕、拉平铁丝网的工具，并保护乘员在作战中不受机枪射击，用机关枪射击敌方士兵和摧毁固定阵地只是额外附加的任务。然而，即使在第一辆带有炮塔的坦克投入战场之前，早期的坦克设计就已经符合了设计师的“公式”，即所有坦克都反映了三大要素之间的平衡——火力、机动性和防护。原理很简单：如果设计师希望坦克跑得快，就需要牺牲火力或防护。当然，机动速度也可当作一种防护手段。如果一名设计师要开发一款拥有强大火炮的坦克，那么它的速度就会受一定的影响；如果一辆坦克想要生存，它就需要相当厚度的装甲，这可能会逐步降低它的速度。坦克的设计永远在火力、机动性和防护这三个核心设计因素之间进行权衡。

  坦克本身由多种复杂的技术组成：主炮；炮塔和防盾；车体；发动机（通常称为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包括传动齿轮、履带、悬挂装置、负重轮、主动轮和托带轮。主炮主要使用特种炮弹，用来摧毁其他坦克，通常分为穿甲弹、破甲弹和高爆榴弹。一直以来，炮手的射击精度依赖于各种光学观测设备，后期激光测距仪逐渐取代了光学设备，这些新技术进一步消除了误差。在进行总体设计时，有必要了解它们在车内如何组成一个整体。在坦克内部，发电机、车组乘员、弹药架、通信设施和火炮的舱内部分，都需要特殊的比例的空间。

  虽然坦克设计的目标是保持几个设计因素之间的平衡，但当涉及到为特定任务研制的装甲战斗车辆时，火力—机动—防护的三角形就失去了意义。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犀牛”坦克歼击车（使用IV型坦克底盘）和“猎虎”坦克歼击车（使用“虎I”式坦克的底盘）都被用于在近距离战斗中执行特殊的战术任务（主要是拆除建筑物），因此它们不需要炮塔。西方盟国还开发了一系列特种坦克和其他战斗车辆，包括喷火坦克。1944年，英国在西线的战役中引进了“丘吉尔”MARKVII“鳄鱼”坦克，它可以喷射出80—120码的火焰，而美国军队在1945年的硫磺岛战役中，也使用了8辆“谢尔曼”喷火坦克。在冷战期间，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防空武器平台比二战时期临时改装的武器系统要复杂得多。1945年以后，架桥车辆也慢慢变得复杂。换句话说，特种车辆需要将所有的功能设备安装在履带底盘上，因此武器配备或装甲防护并不是第一先考虑得。1945年以来，步兵，确切地说，机械化步兵进入战场的方式持续不断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末，慢慢的出现第一批承载步兵的半履带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生产了约4.1万辆半履带车，德国生产了2.5万辆。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使用加拿大“公羊”坦克作为装甲输送车的基型车，被称为“公羊袋鼠”（使用M4坦克底盘），尽管高昂的成本导致产量有限，但它为重型步兵运输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二战中盟军将坦克改装的装甲输送车称为“XX袋鼠”，公羊坦克改装的就叫“公羊袋鼠”，译者注）。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生产的M113，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装甲输送车之一。这辆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甲车辆用处很多，但也有明显的弱点：车载机枪暴露在外，车长射击时他的一半身体暴露在车辆外，这也影响了他的指挥功能。华约国家的装甲战斗车辆,如俄罗斯BMP-1和美国的“布莱德利”M2/3战车对此表示不满。以它们为代表的新一代装甲战斗车辆被称为步兵战车：他们拥有封闭炮塔并安装有小口径火炮，可以发射穿甲弹，并在车体上设计有射击孔,这样里面的步兵可以在不下车的情况下参与战斗。

  单个车辆具备某种形式的机动性，是装甲战斗车辆的必然技术方面的要求。对于单独的坦克，步兵战车或自行火炮，这种机动性本质上指的是战术机动性。但要注意的是，装甲兵部队所需的机动性各不相同。战术机动性通常是指部队在战场上与敌人接触时的机动性。另一方面，战役机动性是指战区内部的调动：通常指装甲车辆从集结地域投送到前线，有时是用坦克运输车或火车运送。最后，战略机动性则是用来描述将装甲兵部队运至战区的术语，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海运或空运。装甲战斗车辆的重量显然会影响到它的易用性或跨越桥梁的通行能力。最后，后勤（换句话说，物资供应）在战术、战役和战略各个层面都会对机动性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说在冷战期间，在北约内部对于装甲战斗车辆的作用存在很大分歧，那么早期的论战也同样激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坦克的出现标志着骑兵军官传统生活方式的终结；它还威胁到炮兵部队的地位。坦克的出现让许多军官感到威胁，这并不奇怪。对骑兵来说，这不单单是他们以前的军事威望受到了质疑，就连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威胁。在整个欧洲，传统骑兵是从有土地的贵族中选拔出来的，他们用大量的时间骑马消遣。更糟糕的是，未来的装甲骑兵将不是由马夫来维持，而是由城市里的“车辆修理工”来维持。

  然而，有关装甲战争的争议并不局限于军事单位。1932年日内瓦裁军会议期间，几个欧洲国家之间争端的主题是应对装甲兵进攻的威胁。英国代表团原以为小国会要求废除中型坦克；然而，事实表明，他们所担心的是轻型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快速推进，对没有一点防御措施的领土宣战。几个较小的国家也对拖拉机迅速改装成坦克的潜力表示关切，显然是在担心这种迅速出现且无法预测的威胁。这一观点反映在意大利代表团在日内瓦提出的一项建议中，他们指出：“某些装甲战斗车辆对平民构成威胁的基本特点是速度和行动半径。”这些特点使得“以出其不意的迅速行动深入敌人的领土”成为可能。匈牙利代表团甚至更加尖锐地断言，装甲兵部队“不仅对平民构成严重的物质威胁，而且很可能造成士气低落的状态，使一场成功的国土防御战争成为不可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坦克是不是能够被归为“攻击性武器”的辩论应运而生。根据J·F· C·富勒的说法，不可能把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分开，因为所有武器都是进攻性的。虽然有些武器具有更强的侵略能力，但如果这些武器被废除，效力较差的陈旧武器就会重新出现。任何试图禁止三种新式武器的企图都不会减少流血，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坦克、毒剂和飞机；只会导致战争变得更长、更血腥，使用更古老的武器。事实上，“试图消除“致命一击”是徒劳的，实际上我们可能在促进它们的使用”，因为任何工业社会都可以轻易生产机械化和摩托化的武器装备。但巴兹尔·利德尔·哈特认为，定性裁军（在陆地战争的背景下，废除重型火炮和重型坦克）将使得防守一方过于强大，任何攻击者都不会取得成功，因为没有办法让他迅速夺取胜利。早期关于坦克的辩论显示，传统上渴望在总参谋部任职的军官会发现今后这些职位更具挑战性。组织坦克和装甲战斗车辆作战是一件复杂的事。备品附件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后勤都会变得更复杂。现在，技术专家也能够最终靠职级晋升。事实上，这种日渐增长的复杂性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即新技术是否会让坦克过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反坦克武器对坦克的威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冷战期间，一些新的反装甲武器，如“萨格尔”反坦克导弹、精确制导弹药、从飞机和直升机上发射的火箭弹，会导致坦克无法在战场上生存。其他争论的焦点还有装甲车辆不断上涨的成本，这也是重型装甲部队被轻型部队取代的一个可能原因。

  坐在坦克里是什么感觉？与此同时，被坦克攻击又是一种什么感觉？1916年9月15日坦克在索姆河的首次亮相，能够正常的看到后来坦克大战的一些特点。根据英国军方的报告，那天早上有轻微的雾霾，似乎增加了突然袭击的心理影响，由此还创造出一个新的战争术语“坦克恐慌”。在许多行动中，坦克缓慢的行动速度是造成恐慌的原因之一，有时甚至只有每小时1英里。但是，如果说德国方面在面对坦克的攻击时感到恐怖的话，那么第一次观察这些机器的英军士兵就会有一种特殊的喜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辆坦克的乘员有时会达到9人或9人以上，他们不得不在酷热的条件下执行任务。有时由于发动机散热的原因，乘员们几乎会脱光衣服。“子弹溅射”会导致金属碎片飞进坦克内部，造成乘员皮肤受伤。坦克内噪音非常大，不仅是外面战斗的声音，还有发动机、机枪的轰鸣声和指挥官的命令声。车组人员一般在行动结束后才出来，他们会在充满一氧化碳烟雾环境中努力控制坦克，被硝烟和汽油熏黑，直到筋疲力尽。一旦德国人发现，在开阔的视野上，他们的穿甲弹对Mark I坦克发射炮弹是多么有效，乘员的生命就会变得极其危险。

  两次世界大战中，坦克乘员的经验具有非常明显区别，特别是在维修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员们只需要努力学习怎么样正确操作坦克参加战斗，在烟雾和噪音中不断前进。在后方的大型基地，由修理工负责维修。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组人员要自己负责许多方面的维修工作。在诺曼底与北安普敦郡约曼瑞第一军作战的英国谢尔曼炮手肯·图特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燃油和液量需要常常检验核查，履带和车轮也一样”。他将谢尔曼75毫米火炮称为“硬主子”。需要一把硬刷子来刷洗，刷柄很长，需要两个人来刷。处理好炮管，还要解决炮膛的问题。炮闩是“一块沉重的、不规则的抛光钢块，如果不小心处理，就会把手指挤掉，且无法医治”。布朗宁公司生产的.303（7.62mm）机枪也必须要进行全方位检查和维护，无线电设备也是如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装甲兵部队还有另一项新的发展，由于装甲车辆在推动进攻上逐渐重要，或作为防御战斗的支撑点，要求乘员尽可能长时间地战斗。长途行军常常要乘员在不睡觉的情况下生存超过24小时。1942年，英国陆军医疗队在西线沙漠试行了一种解决方案，那就是向坦克乘员提供（一种苏醒剂）药片。采访显示，大多数男性都赞成用这种药片，报告说明，服药后任何睡意都消失了，并没有观察到任何显著的副作用。英国人发现德国部队一直在服用一种类似的药片，脱氧麻黄碱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消除恐惧，让士兵保持清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持续战斗造成的疲劳，坦克内部也是极其危险的地方。虽然像黑豹和老虎这样的装甲精良的坦克可以抵御大多数武器，但每一辆坦克都有它的弱点，坦克的后侧一直是一个薄弱区域，几乎没办法抵挡敌方坦克近距离杀伤，许多坦克的侧面也是一个弱点。这种恐惧往往会加剧车组人员的紧张心理，尤其是因为被困在坦克内意味着会被活活烧死。如果一辆坦克被击中，乘员们往往试图通过底板或侧面的舱口“弃车”，极易遭敌方坦克机枪扫射。坦克使用手册强调，如果坦克被击中，不仅要疏散受伤人员，还要疏散未受伤人员，因为“被敌人击中的坦克发生燃烧（二次效应，译者注）可以在几秒钟内困住其乘员”。乘员不仅要面对这样的恐怖,也能给对手带来可怕的死亡：有时坦克只是简单地碾过敌军士兵，就可以碾碎他们，或者把自己停在战壕的顶部，把一条履带正转，另一条反转（履带式车辆原地转向，译者注），就可以把士兵活埋。如果坦克让步兵乘坐在甲板上（这样的做法在苏联红军中很常见）,如果炮弹离坦克太近，乘员们就会听到或看到可怕的后果，当炮弹在坦克附近爆炸时，乘员的耳膜可能会破裂。因此，虽然坦克可以释放死神和破坏力，但它们也很快会成为士兵的死亡陷阱。

  当然，虽然二战中的坦克部队常常感觉自己活在借来的时间里，但面对困在开阔地带的步兵，坦克还是能够对其进行难以置信的屠杀。这种经历在二战后不断重复：在越南，只要美国装甲兵部队能发现没有掩护的越共或北越军队，就能在几分钟内对其造成可怕的伤亡和破坏。在1945年以后的许多冲突中，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比对手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装甲兵部队的经验与1945年以后的许多冲突类似，但1990-1991年和2003年海湾战争可能除外。对于研究装甲战争的学生来说，要想探索骑乘作战那恐怖而兴奋的经历，前装甲兵乘员的回忆录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关于装甲战争的原则发展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西线，坦克的使用为未来树立了一些明确的指向：坦克与步兵、炮兵、工兵和飞机协同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突然性也很重要：1917年11月，在坎布赖战役的准备过程中，坦克进入出发地线的声音被头顶上的飞机所掩盖。英国的坦克兵团很快得出结论，坦克需要步兵来保护它们免受敌方步兵和反坦克部队的威胁。研究之后发现，如果坦克在地面攻击时得到飞机的支援，它们在战场上的效能可以更高。事实上，坦克一旦突破防线，就会造成敌人的混乱和恐慌（尽管当时更多地是通过单个坦克的行动），用机枪导致非常严重毁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遗产是，它牢固地树立了坦克在开阔、起伏的地域最为有效的观念。

  一直存在某种观点，机械部队应该避开某些地形。虽然在山地、森林或雪地中需要克服明显的困难，但如果假设坦克永远不能在某些类型的地形作战，往往会出现战略误判。1940年德军的成功，部分原因主要在于法国指挥官认为坦克不能通过阿登森林。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指挥官仍然坚持坦克不能在丛林、雪地、森林、沼泽或沙漠中作战。虽然这些条件以不同的方式限制了坦克机动性，但履带式车辆已经表现出相当多的用途，只要相应的装甲兵部队能够调整战术和改进装备，就能适应特定环境的挑战。

  在很多时候，坦克能够夺取战机，即使不是决定性的战争，至少是决定性的战斗行动。1945年后，大多数西方军队都认为需要大规模使用装甲兵部队。装甲兵部队作为联合部队参战，至少需要两个以上的兵种部队参加。坦克最糟糕的用途是将它们分散在步兵单位中，并沿前沿横向散开。划分坦克部队的类型是法国人在1940年犯下的错误，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长期的、结构性的，是错误的教条造成的，而不是战争前夕犯的错误。作为一个合成兵种作战的关键条件之一是指挥官不能死守原定计划，而是可以依据态势灵活地作出反应，并在战机出现时加以利用。

  尽管如此，对于装甲兵部队的基本战术和行动任务，大多数军队仍然以类似的方式来进行分类：突入敌人阵地并实施包围；追击和扩张战果；机动防御和阵地防御；抗击敌方装甲兵；侦察和警戒；近距离支援步兵；节约任务兵力，使指挥官能够在关键时刻集结主力部队。装甲兵部队具有装甲防护的火力、机动性、冲击效应、灵活的通信、灵活的组织以及任务式指挥的特点，如果指挥得当，在大规模进攻行动、迟滞行动和追击士气低落的敌人方面就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不过，装甲兵部队指挥官还需要遵守其他一些原则，如果没有适当的侦察，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甚至是伏击。鉴于装甲战斗车辆的观察死角，城市作战常常要步兵、炮兵和战斗工兵等辅助，以确保战斗胜利并减少伤亡。城市为装备精良的步兵部队或反坦克武装提供了机会，他们能够跟踪坦克，攻击坦克的薄弱部位，或者从建筑物上向坦克开火。坦克在城市环境中战斗时，没有支援武器的协同将会承受重大损失。然而，装甲兵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是否愿意采取突然或迅速的行动压倒敌人，是否愿意集中火力破坏和摧毁敌人。

  即使装甲作战的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基本确定，完全掌握装甲兵的作战潜力也用了20年时间。虽然内燃机和履带的组合使坦克具有穿越战场的机动性；但是正是无线电通信的普及使指挥官们能够充分的利用这种新式武器的速度和灵活性，使它不仅仅作为步兵支援的一种手段。

  装甲战史经常被用来研究国家的成败，所有迫切地需要从全球的角度来审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欧洲以外的战争最近开始引起更大的关注，还因为机动部队的发展有时受到作战经验的影响，而这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一个例子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反叛乱战争（1954-1961），由于需要覆盖巨大的作战区域，涉及到使用装甲车辆和轻型坦克。法国军队在这次冲突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AML装甲车只适合低强度作战；在行动前需要详细的情报；以及无线电组网和地面监视设备在叛乱中非常重要。

  此外，全球视野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装甲战争中的战术趋势，这些趋势似乎是众所周知的冲突造成的。一致认为，装甲战争演变的一个里程碑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它表明反坦克导弹（ATGMs）对战场上的坦克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事实上，这一教训早在1971年12月3日至17日的第三次的印巴战争就有所体现。当时一个巴基斯坦装甲旅在锡尔亚科特的扎法瓦尔地区进行反击，但未能实现其目标，并遭受重大损失，部分原因是缺乏有效侦察，但同时也因为印度反坦克导弹的威力。这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战例可拿来分析，为什么装甲部队会在任务中失败。同样，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某些类型的装备质量可以越来越好，而不是仅仅根据一场战争。

  在研究全世界内装甲战争史下面不同的主题时，除了别的资料来源，装甲战争的历史学家主要有五种获取文件形式。首先，尽管它们的可靠性各不相同，在军官、装甲战斗车辆乘员和发明家所写的回忆录中，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装甲兵作战经验的描述：一些没有出版，而另一些已经印刷出版。其次，陆军编制的野战条令（FM）和训练手册（TC）是研究新战术和新概念的最佳资料来源之一。第三，军队产生的成千上万的官方军事文件，特别是行动后的报告和战术复盘，仍然是任何严肃研究的基础。第四，理论家和指挥官发表的关于装甲战争的原则和技术的论著，也提供了许多深刻的见解。第五，历史照片和电影更容易获得，更加不用说网上发布的前线战斗视频剪辑，这为研究战场上装甲战斗车辆的使用情况，以及它们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开辟了新的道路。

  为了提供一部全面的装甲战争史，这本书在分析这一主题时另辟蹊径。虽然有些研究涉及诸兵种合成作战兵团的发展，但它们常常要一定的背景知识作为支撑。这项工作除了反映装甲部队在重大战争中的作用外，还打算突出几个广泛的主题，这些主题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初都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包含作战行动、战役和战争的成败原因；装甲兵的能力及其技术的不足；装甲作战的经验；以及装甲兵的“政治史”，特别是装甲车辆在宣传和国内外政治斗争中具有的象征意义。

  为了在军事、政治和全世界内研究装甲战争的问题，我们将多方收集许多已发表的研究报告，特别是涉及不同军队、战斗车辆和指挥官的材料，同时还将利用现有的各种主要材料来源。我们通过追求全球视角，避免陷入某个国家军队的视角之中，这些国家军队往往急于将自己的失败最小化，同时夸大自己成功的重要性。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