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中央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的领导人员来京，在政治局直接领导下召开四川会议，解决四川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的问题。会址确定在京西宾馆，会务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和总政治部各派出一人承担。中央办公厅派出的是一位河南林县籍姓许的年轻人（我称他小许），总政治部确定派我参加。

  总政治部主任午夜2点，在总政大楼的办公室里，当面向我交代了任务。他说，上班后你就去京西宾馆报到，工作任务主要是做记录、写简报。实际上，我和小许两人除了作大会小会的会议记录，每天写一期会议简报外，还要安排与会人员的食宿和文化娱乐活动，布置每次开会的会场，向有关方面转达与会同志提出的别的问题。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每天连续进行，不过星期日。我俩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写简报，8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都难以保证。

  会议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大章和会议期间由调任的政委刘兴元担任召集人。四川来京全体人员，在开会前和会议结束时，两次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率政治局全体成员集体接见；中间每天的会议，一般都有政治局部分成员轮流参加，少则二三人，多时四五人，到会次数比较多的是、、等；其间，周恩来临时安排了一次范围较大的接见活动——除参加四川会议的全体人员外，还有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区和的领导人。

  3月15日晚饭后，小许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线点以后要到京西宾馆接见四川省和中南三省来京的同志，请会务组安排会场。我让小许请示作不作会议记录，因为那时中央召集的会议，均使用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印制的记录本，每本50页，每一页都编有序号，封面上印有该记录本的使用会别、起止时间、编号、记录人的姓名等，特别正规。如果要作记录的话，我们去会议室时就必须把记录本带上。经中办请示周恩来，不用作记录。

  晚上10点，我们请参加接见的领导同志，到京西宾馆会议楼的第二会议室集合。人、、、等也陆续到达。等到午夜过后，周恩来才忙完别的事情赶到京西宾馆。此时他还没顾上吃晚饭，进入会议室同大家一一握手后，让会议楼的服务员转告厨师给他准备晚饭。饭送来后，周恩来坐在茶几前边吃边说，寒暄一阵后，向大家宣布了一些人事安排。接着，周恩来比较详细地谈了“九一三”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间有人插话问：“为啥不把飞机打下来，叫他跑出去了？”周恩来说：“是副统帅，我们手里没有现在的这些材料，打下来怎么交代？”他用手指朝着会场四周的人来回点着问：“你们哪一个人当时敢下这个决心？”之后，周恩来接着回顾了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越谈兴致越浓，从凌晨1点一口气谈到4点半，谈了3个半小时。

  我从周恩来开始寒暄的语气看，感觉他可能要谈一些重要问题，所以顺手从会议桌里取出一些32开大小的便笺纸，私下里记录了他这次谈话的要点，至今保存完好。

  3月24日，四川会议的议程进行完毕，会上通过《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有几位同志向我和小许提出看电影的要求。我们请他们提个影片名称，大家提了《乔老爷上轿》等七八部。小许问我选哪一部，我说按官职大小选，谁官大按谁的意见定。于是就按刘兴元的意见，确定放映《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部影片我和小许都没有看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但可以肯定是一部“封存片”，得写报告经一位政治局委员批准，才能到国家电影局取片子。

  我和小许都觉得“好说话”。于是，我俩给写了借用影片的报告，他立即批示“同意”。当天下午，从东郊地下仓库里将影片借回。

  吃过晚饭天黑后，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刚开始放映电影，中央办公厅来电话通知说，周恩来和政治局同志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四川会议人员。四川的同志虽全部撤走了，但电影不能停映，因为场内还有五名观众，其中一人是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当地部队军事首长熊某。

  熊某与另一位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当地部队政治首长南某，几天前来到北京，准备参加政治局召开的浙江会议，也住在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委托四川会议会务组代为照料他们。我和小许觉得南、熊晚上没有事干，可以了解一下电影。小许通知他俩后，南是浙江省的第一把手，在浙江问题没解决的情况下，没有心思看电影，只有熊前往观看。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通知小许，和姚文元上午9点要到京西宾馆接见南、熊，让准备好。8点30分以前，我俩到会议楼布置好会场，然后下楼在礼堂后院等待他俩的到来。不一会儿，张、姚共乘一辆红旗牌轿车来了。我俩将他们引入会议室后，看见我们带着会议记录本，便说：“不作记录，你们回去吧。”

  我们回到主楼11层住处后，以为上午能轻松一下了。小许守电话，我下到一楼小卖部购物。东西还没有买上，小许便拿着记录本急匆匆地往会议楼赶，一面紧走一面朝我喊：“老刘，叫呢！”我说：“你先去，我赶紧回去拿记录本，戴帽子，随后就到。”我上楼取了东西，赶到会议楼，按下电梯按钮等待上楼时，电梯从楼上下来，门一打开，小许从里面出来了，让我回去。我从他的脸色看，估计是出什么事了。到11楼后，小许才说：“他们追问昨晚的电影是谁让放的，质问放这种‘封、资、修’的电影，与‘两条路线斗争’有啥关系，对解决四川问题有什么帮助，你们知不知道这是部香港出的电影，是禁止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很严重，你们要写出深刻检讨！”

  小许出了会议室，从在走廊里休息的秘书和警卫人员口中，才知道是熊某告诉张、姚二人的。原来，我和小许从会议室里退出后，在谈正事之前，问南、熊这几天都干什么事了。熊说：“昨晚看了场《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电影，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嘛！”

  最后，由我俩签字送上去一份检讨书，大意是：由于我们学习不够，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又缺乏文艺方面的常识，不知道电影《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是哪里拍的，演的是什么内容，更没有与路线斗争和解决四川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只是觉得四川来京同志紧张地开了近一个月的会，很辛苦，精神上应放松一下。我们听说有这样一部逗乐的影片，就自作主张盲目地借来放了。四川的同志基本上没有看成，刚看了个头就去人民大会堂了。我们诚恳地接受首长的批评，认真吸取这次的教训，保证今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午饭前，张、姚还没有离开京西宾馆，小许把检讨书送给他们的秘书。后来小许告诉我，他听钓鱼台的某秘书讲，我们的检讨书，张、姚看过后，转送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