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出生于江苏常州，中国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作者简介：艾英：本名张乃英，主任记者。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散文集《寻找五瓣丁香》《在季节深处微笑》等。

  瞿秋白的一生是伟大而历经磨难的一生，他在黑暗的社会中呐喊、寻觅、播火、奋斗、献身，他的思想光辉穿越时空烛照世人，启迪和净化人们的心灵。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的主持人，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策略。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年仅36岁。

  在政治革命领域，瞿秋白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先行者，作出历史性贡献。在思想文化领域，瞿秋白同样作出开拓性、首创性的贡献。在短暂的一生中创造多个“第一”。

  1920年9月，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瞿秋白在北京俄专尚未毕业，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赤潮澎湃”的苏俄考察。当时，革命后的苏俄处境十分困难，被称为“饿乡”。他有严重的肺病，堂兄纯白劝他勿去“绝地”，他坚决地表示：“宁死亦当一行”“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经过瞿秋白一番“据理力争”，堂兄表示尊重他的选择。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与《晨报》同时派去苏俄的李宗武、俞颂华等人从北京出发，历经辗转，直到1921年1月25日晚上，抵达神往已久的“赤都”——莫斯科。

  由于物资严重匮乏，苏俄在食品供应上采取严格的配给方式，只有早餐能吃到一小块黑面包，午餐和晚餐只有一碟菜和一杯咖啡。瞿秋白看到苏俄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怨言和对立情绪，希望自己的祖国有朝一日也能有一次根本性的革命。

  瞿秋白在热情讴歌社会主义苏俄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苏俄面临的困难，以及社会阴暗的一面，他在发回国内的文章中告诉国人：“是‘理想’，实行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苏俄在“复活”，在强大。

  瞿秋白尽情地领略俄罗斯灿烂的文化。他参观名画堆积如山的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结识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苏菲娅·托尔斯泰，会见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并接受诗人馈赠的诗集《人》。

  1921年5月，瞿秋白在苏俄经常州同乡、中学同学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后转为中国。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开学时，瞿秋白作为党组织一员，担任这所大学中国班的助教，学员有、罗亦农、肖劲光、任弼时等四十多人。瞿秋白教授俄文，并任理论课翻译。他教课非常认真、热情。有时累得脸色发白，仍旧滔滔不绝。当时中国学生不懂俄文，俄国教师大都不懂中文。瞿秋白像他们中间的一道桥梁，帮他们完成教和学的任务。

  1921年6月，有四个国际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分别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为自己即将迎来的紧张采访活动兴奋不已，他同时成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撰稿人。2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大剧院拉开帷幕。瞿秋白出席会议，并以《莫斯科的赤潮》为题，报道大会盛况。7月6日，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瞿秋白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

  紧张的考察、采访和写作，繁重的工作，加重了瞿秋白的病情，医生的诊断是“一叶肺已经烂了，顶多支撑两三年”，劝瞿秋白“尽早回国为是”。1921年年底，他到莫斯科郊外高山疗养院休养。那里是由一所王爵郡主的住宅改建，生活很舒适。瞿秋白坚持“病是要养的，可是书不能不读，工作更要做，不能不做。”床头没有台灯，晚上他把吊灯拉到床头，拴在床架上，俯在枕头上写。《赤都心史》中，有十几篇杂感、散文和诗，就是他在病中写的。他还节译《资本论》，并不断向国内发回报道。到1922年4月，病没痊愈，瞿秋白就离开了疗养院。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国派出陈独秀等人组团参加会议，瞿秋白作为代表团唯一一位俄语翻译（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张太雷使用的是英语）参加会议，担任陈独秀、刘仁静等人的译员。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邀请瞿秋白回国参加工作，一个新兴的政党需要他的归来。12月21日，瞿秋白与陈独秀等人踏上归途。

  瞿秋白最早向中国人民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他面对天气酷寒、食物匮乏、肺病复发等种种困难，两年时间里写出二十多万字、五十多篇通讯报道、专访专论，写下纪实文学《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俄罗斯革命论》四部著作。《饿乡纪程》让中国人了解十月革命的真相，《赤都心史》则记录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在赤都的思想演变过程。

  “起来，受人污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旧社会破坏得彻底，新社会创造得光华。莫道我们一钱不值，从今要普及天下……”这是瞿秋白翻译的歌词，与当今流行版本不太相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1920年10月下旬，瞿秋白去苏俄时途经哈尔滨。11月7日，经友人介绍，参加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盛会。他第一次听到雄壮的《国际歌》，热血沸腾。

  《国际歌》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著名的一首歌。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社员欧仁·鲍狄埃用法语创作歌词，用《马赛曲》的曲调演唱。1888年，皮埃尔·狄盖特为其谱曲。1900年12月，列宁将《国际歌》的第一、第二、第六段和副歌歌词原文刊登在《火星报》上。1902年，俄国诗人柯茨将其翻译成俄文，刊登于伦敦出版的俄国移民杂志《生活》第五期上，《国际歌》开始在俄罗斯工人中间流传。

  来到莫斯科之后，瞿秋白随时随地听见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他想把这首歌译成中文，推介给中国革命者和劳苦大众。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将LInternationale歌名译为“国际歌”。

  1921年，瞿秋白与俄文专修馆的同窗好友耿济之、郑振铎一起合译，以诗歌形式将译文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当时这首歌被命为《第三国际党颂歌》，这是《国际歌》最早的中译本。可惜译得不理想，歌词晦涩不上口，不易于传唱。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回国，住在堂兄瞿纯白位于北京大羊宜宾胡同的家中。他决定从俄译本转译《国际歌》。重译《国际歌》的初衷，就是要让翻译过来的歌词，既准确又易唱，让它很容易在劳动人民中间流传开来。中文的节奏和俄文不同，要译得既准确，又易唱，是件难事。在三种“国际歌”译文中，没有一种译得好，且能唱的。瞿秋白常神情专注地坐在一架旧风琴前，先把五线谱改成简谱，又仔细地用复写纸抄整洁，一面弹奏，一面吟唱；译好一句，就唱一句；有时用俄语唱，有时用法语唱，有时用中文译词试唱，反复吟唱、推敲，使歌词适合乐谱。他不断斟酌、修改，复写纸写一张又一张，歌词改一遍又一遍，译“国际”一词时，瞿秋白踌躇，如果照例翻译，配上原谱，那么这个词唱起来拖得很长，且不好唱。怎么能让它与曲谱配合协调呢？瞿秋白想了许久，最后想到“音译”，把“国际”直接译成“英特纳雄耐尔”，保留原词的音节，使中译文与西欧各国都是同一个声音。

  《国际歌》译成后，瞿秋白对翻译家曹靖华说：“‘国际（英特纳雄耐尔）’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时可以和各国的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者得以达到同声相应，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

  1923年初夏，瞿秋白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共产国际号》刊登了瞿秋白翻译的这版《国际歌》的歌词和曲谱。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国共合作的决议。会议结束时，代表们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瞿秋白和张太雷教大家唱《国际歌》，大会在纵情齐唱《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923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隆重举行成立一周年暨“双十节”纪念大会，很多校外人士也被邀参加纪念活动。学生演出文艺节目，瞿秋白用自己译的歌词引吭高歌《国际歌》，唱出磅礴的气势、激昂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与会者。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中国诗人萧三在瞿秋白译本的基础上，从俄文版转译，陈乔年译配《国际歌》的三段歌词，副歌译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刊于1925年3月出版的《工人读本》，又经过《工人之路》《国际歌》（传单）《唱歌》《中国青年》等一步步校订修改而成，成为通行的《国际歌》中译本。而采用音译的“英特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至今。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是世界上被广泛传唱的歌曲之一。歌声充满人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信念，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它的悲壮歌词和雄浑旋律始终响彻人的各种庄严场合，传至中国的四面八方。

  “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在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热血日报》发刊词中，瞿秋白写下这段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的文字，宣告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央在上海闸北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前往参会。会上成立上海总工会，并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工人运动，开展罢工、罢市、罢课等反帝斗争，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为及时传达党指导五卅运动的方针政策，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担任主编。

  瞿秋白和郑超麟等五个人的编辑小组，在闸北浙江北路华兴路56号一间石库门客堂里，屋内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创办和出版我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创刊号正式出版。

  《热血日报》是一张面向广大工人群众的通俗报纸，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其内容丰富、编排新颖、体裁多样、语言通俗，深受广大爱国民众的欢迎。瞿秋白接连撰写社论、评论、小言论等二十余篇配合五卅运动的短文，发表三篇“时事新调”，其中之一的《救国十二月花》，文锋犀利，言词泼辣。并在这些短文中巧妙地署用“热”“血”“沸”“腾”“了”五个笔名，其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和艺术。除版面上的文章一针见血外，其报边也都被充分的利用，印有“中国人不能受外国人统治”“中国的上海归中国人管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标语口号，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年轻的中国具备洞悉并引领舆论走向的能力，牢牢握住舆论武器，运用最振聋发聩的声音直抵民心。他对夫人杨之华说：“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更有效！报纸宣传工作和打仗一样，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每天都要了解敌友我的动态和思想。”

  瞿秋白秘密辗转于中央机关、《热血日报》编辑部和宝山路顺泰里12号的住所之间，还常深入工人住宅区，从中掌握工人们的思想情绪，倾听他们的意见，调查采访。有一次，他到闸北的一个工人住宅区，看到一个工人正在看《商报》，就和他聊起来。工人说，这种报纸不为工人说话，尽是向着外国人和资本家，他们文化低又看不太懂，希望有为工人说话又能看懂的自己的报纸。瞿秋白采纳工人的意见，编辑修改文稿时，注意文字的通俗化，尽可能使用方言、口语，文章篇幅力求简短，并发展群众通讯员，经常刊登工人、学生、店员、海员的来稿来信，以及一些民间歌谣，很受工人读者和市民群众的欢迎，也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和斗志。

  《热血日报》通俗生动、形式多样。出版至第十期时，日销量达三万多份，投稿来信或至报社接洽者，每天都有一百多人。

  《热血日报》用旗帜鲜明、内容充实的新闻报道，揭露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为扩大五卅运动的影响、掀起大革命高潮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6月27日，《热血日报》被租界巡捕房查封停办。虽然《热血日报》只出版24期，但它出色地发挥了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史和新闻出版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不过是个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动》一样。” 这是瞿秋白为所著《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所作序言中的一段线年初，中央农委汉口办事处负责人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他历时32天，走遍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掌握大量农动的材料和信息，写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给中央。报告说明：“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先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连载。3月，在中央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第191期刊发一部分。陈独秀、彭述之说是“有违与的合作”，被停发。

  3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瞿秋白奉中央命令抵达武汉，先后主持中宣部和中央工作，汉口辅义里27号（今吉庆街126号）成为中宣部办公地和他的住所。

  这是瞿秋白第三次到武汉。在汉期间，他筹备五大，奔波于中央各机关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在工农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他白天工作，晚上在小楼里写作。瞿秋白读到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后，为之叫好。得知这篇报告被禁止在《向导》刊登后，既气愤，又不解。

  “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瞿秋白吩咐少年时代同窗好友、秘书羊牧之与在汉口创办的长江书店联系，尽快出版发行。

  4月11日深夜，瞿秋白为《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写下热情洋溢的序言，表达对的赞赏和敬佩。当月，长江书店为《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出版单行本。瞿秋白计划连续出版宣传农民革命运动的著作，将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

  5月和6月，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英文版，《革命东方》杂志，先后转载、译载《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这篇报告说：“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为革命进一步指明方向，推动农村大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瞿秋白是彭湃、从事农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深刻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团结农民，与农民阶级组成同盟军，建立工农联盟，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希望。

  随着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30年4月，《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

  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二十余箱文件、资料，中国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内称之为“中央文库”）。

  1931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并查用文件。在视察中发现，该处内储藏的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解决的方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置办法》。这份《文件处置办法》共七条，规定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瞿秋白特别在“将来”两字旁打了着重圈点，表明他在起草文件时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

  起草过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这一《文件处置办法》成为第一个档案文件管理制度，由中央文库最先执行。《办法》的实施使得大量珍贵的党史档案资料得以保存，具备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份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对党的历史文献的管理保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人的远见卓识。

  1934年2月，瞿秋白遵照中央的指示，到苏区工作。他化装为医生，沿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辗转，从上海抵达江西瑞金沙坪坝，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部长。

  1934年3月12日至14日，瞿秋白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在听取各地教育工作的总结后，他作了关于苏区教育政策的报告，强育工作应当与中央苏区当前的中心工作切实地互相联系起来。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大会通过《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随后，为了更好地实行义务教育，发展社会教育。瞿秋白与副部长徐特立一起，从苏区实际出发，起草、制定一套《苏维埃教育法规》，并使之落到实处，取得可喜的成绩。在这些法规的事例中，他们强调改善教育学生的方式，正确安排课程，注重师资建设，力求教给苏区学生更多切合革命战争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

  在中央苏区，瞿秋白努力恢复和创办列宁小学，规定小学修业年限以五年为标准，分前后两期，前期为初级小学，后期为高级小学，以8-12岁为学龄；一个区至少要有一所高级小学，一个乡至少要有一所初级小学；小学的校长和教员，在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调查本乡学龄儿童，动员家长送儿童入学。

  瞿秋白也很快把中央教育部下属的艺术局工作抓起来，主持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制度，使得苏维埃的戏剧运动进一步走向大众，真正为大众服务，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艺术。

  一到中央苏区，瞿秋白深切感受到群众文化水平低。因此，他积极部署开展扫盲运动。除了开办学校，还发动群众互教互学，进行群众性的扫盲，使更多的人更快地提高文化水平。经过他和徐特立等人的筹划，中央苏区各地因陋就简创办识字班和训练班，提倡夫教妻、子教父，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不多的，形成群众性的扫盲热潮。瞿秋白还动手编写通俗课本，供学生使用。经过瞿秋白艰苦细致的工作，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得到较大提高。

  在瑞金，瞿秋白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社长兼总编。该报是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刊基础上创办的。瞿秋白接任后，对该报内容、版式、编辑、组织等进行大胆的改革创新，组建《红色中华》报社通讯部，形成一个庞大的信息通讯网络，极大地丰富报纸内容。他经常伏案写作、审稿、编排，保证《红色中华》的正常出版，把《红色中华》办得有声有色，利用《红色中华》坚持斗争，使之发挥党报应有的作用。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苏区的文艺工作蓬勃开展。瞿秋白以红军大学为中心，聚集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赵品三、石联星等一大批文艺精英，创办苏区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苏维埃戏剧人才。在瞿秋白的组织领导下，工农剧社和高尔基戏剧学校经常组织下乡巡回演出，举行盛大会演，深受苏区广大军民的赞赏和喜爱。

  红军长征后，瞿秋白被留在苏区，1935年2月26日，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径村被军队逮捕。

  1935年6月18日，临刑前，瞿秋白引吭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用歌声向敌人宣布：“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