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3年出生于唐县王各庄村，13岁时赶上“文革”，刚读完高小就停了课，1971年没读完初中就回村当了农人。同年，因爱写点小东西，被安排引荐当上了《河北日报》和《保定日报》的通讯员。乡民们送给咱们这些农人通讯员一个雅号，叫“土记者”。1974年，我被选调当上了唐县广播站记者，成为正儿八经的新闻工作者。一晃40多年过去了，现已退休闲居的我，每逢想起这段“土记者”的多彩日子，总感觉酷了一把，乐滋滋的。特别是工作中常用的四件宝，它们像亲人相同陪伴着我，每逢想起它们，总觉得爱在心底，暖在心窝。

  那时，作为“土记者”，我有三种采访本：一种是河北日报社发的，一种是河北人民广播电台赠的，都是向左翻页，红塑料皮；保定日报社也奖赏了一种，是向上翻页，天蓝色塑料皮。三种都是64开的小簿本，是我的自豪。1971年秋，我把记在采访本上的生产队长讲过的一些话，整理成一篇标题为《要多种种好当令麦》的文稿，寄给保定日报社，居然见报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文章。这年，我被安排吸收入党，并当上了村党支部宣扬委员。我不仅用采访本搜集新闻资料，在参与公社和县里的会议时，还用它记载上级精力关键。用这些簿本做笔记时，常常会引来人们仰慕的目光，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有时，要好的朋友向我索要采访本，我半开打趣半认真地说，这簿本是使用者身份的证明，若送出，我就犯错误啦！不管怎样，从不送人。多少年过去了，使用过的采访本外皮，仍被我当作宝物珍藏着。

  钢笔是“土记者”手中的兵器。那时我念念不忘，巴望具有一支称心如意的钢笔。时机来了，生产队派我和另一位社员去50华里外的县城煤场拉煤，到了县城，我拿出队里发给的饭费，再加上平常攒的零钱，跑到武士服务社，花了两块七毛钱，买了一支银白色金属笔帽、深蓝色塑料笔杆的新钢笔。饿了一天肚子，讨来了我的独爱。钢笔的笔尖细而硬，用复写纸抄稿写起来不划纸，挺顺溜，一会儿竟能复印四页。后来不小心，把这件宝物兵器弄丢了，直到现在我还没宽恕自己呢。

  爷爷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对我当“土记者”是百分百的支撑。为了我送稿便利，爷爷豁出去了，将院内一棵祖上栽种、长了近百年、一搂多粗的老槐树卖掉，用得来的140块钱托人买了一辆九成新的红旗牌简便自行车。这车恰似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载着我跑公社、去县城、奔保定，可帮了我的大忙。一个冬日的清晨四点，我跨上“坐骑”，在月光中从老家动身，奔向150华里外的保定日报社。我一溜烟似的奔驰在砂土路面的大道上，一个个骑车人被我逾越。正午十二点我才抵达保定，累得连上报社二楼招待所的力气都没有了。下午请修改看稿，修改同志被我这个愣头青所感动，当下把稿子编好了。待我第二天回来县城时，发现稿子现已见报了。我的“战马”又立了奇功！

  1972年，我跟小伙伴们一同着手，在村中心的一面墙上，制作了一块约有9平方米的黑板，这儿也就成了全村新闻发布的中心。我当起了这块黑板报的修改和书写员。黑板报设有时势要闻、方针问答、村情简讯、表彰台、小谈论等栏目，内容新颖方式生动，招引了不少大众前来欣赏阅览。记住那是1973年新年前，结合本村新年不歇息、大搞冬天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实践，我写了一篇标题为《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的文章，在黑板报上刊登没几天，很快又在报纸、电台上刊发播出。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很自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