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到楼顶的天台只有两层楼梯，30来个台阶。这一天中午，趁着妻子午睡后，70岁的卢师傅扶着拐杖，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从7楼挪到了9楼。他从天台一侧的杂物堆里拉出一把椅子，摆在一米多高的围墙旁，准备跳楼。

  他实在太害怕了，出门时特地带上了一个眼罩，想着只要看不见，跳下去就不害怕了。

  去年3月，卢师傅在睡梦中中风了，从床上掉下来，醒来之后发现身体的右侧完全动弹不得。他被送到了医院，进行了开颅手术。手术之后，他只能拄着拐杖走路，生活也变得不能自理。

  卢师傅是岳阳汨罗人，从小没了娘，跟着父亲和继母生活。结婚后，他是一个勤快顾家的人，家务事亲力亲为，46年来，几乎没让妻子做过几次饭。以至于妻子还会炒糊西红柿鸡蛋。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唯一的养女是妻子和前夫所生。但他一直对这个女儿疼爱有加，过去他常常把女儿带到自己工作的文具厂，让她坐在自己的肩膀上。女儿长大后，他也常常帮她洗衣服。

  十几年前这个文具厂被吞并了，现在变成了一家餐饮中心。现任董事长过去也是卢师傅的领导。直到记者上门联系，领导才第一次听说卢师傅跳楼的消息。在他的记忆里，卢师傅一直是个乐观的人。过去车间和班组里谁有什么婆媳和两口子之间的烦心事，卢师傅都会劝导他们想开点。他是个能干的劳模、多面手，泥工、木工都能做，一次工厂的墙倒塌了，他也能砌。他十六七岁就开始干活了，一开始在生产线上制作复写纸，负责熬蜡制品，要一直地测温度，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出过质量事故。

  50岁出头，他就下岗了，领着每月3000多块的退休金，回家过日子。厂里负责人事的小陈对这位退休干部没什么印象。其他退休的老人，觉得一辈子都交给厂里了，生病时会打电话来让她上门看望，家中有人过世也会通知厂里。但卢师傅却很少跟他们联系，尽管这个老单位，就在自己的家门口。

  疾病击垮了他。中风之后，他的生活被圈在了那个不到50平米的房子里。每天早上4、5点醒来以后，日子特别漫长。不能下楼，他只能在家看电视，但电视也看不长久，“坐得疼”。家务活他也做不了了，只能依靠妻子照顾。70岁了，他感觉自己似乎变成了一无是处的“废物”。

  今年4月的一天晚上，女儿因为心脏病发作，倒在了厕所里。卢师傅发现后，想打120，但偏瘫的手却不受自己控制，电话怎么都拨不出去。女儿不治身亡。卢师傅失去了自己不存在血缘关系的、唯一的孩子。社区的曾书记记得，女儿死后，当妻子开始为500块的火葬费补贴发愁时，卢师傅还没有缓过神来，只知道流泪。

  他是个坚强的人。他曾想从悲伤中走出来。前几个月，他和妻子还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遍。刷了白墙，换上了木地板，冰箱上也摆上了装饰的塑料花。邻居们可以在楼下看见他，拄着拐杖一点点地挪动，一开始一步只能迈出几厘米，后来再遇到他时，步子变大了。今年夏天，他还颇有信心地告诉邻居，“等到明年就可以把拐杖扔了。”

  如果顺利恢复，卢师傅或许可以像过去那样，每天都要出门走上好几公里去菜市场买菜。或者，他会和弟弟一起，坐车回到汨罗乡下钓鱼。他住在长沙市中心，房子是过去单位的宿舍楼，附近是整座城市最热闹的小吃街，不远处是广阔的湘江。

  但就在11月15日——跳楼前的两天，他所有的努力再一次被摧毁。这一天，他如同往常一样，拄着拐杖在家楼下散步，路过沃尔玛时，他一不小心摔倒了，躺在地上，却无人敢上前搀扶。最后，他还是被另一位老人扶了起来。回到家中，一个没站稳，他又摔了一跤。

  他彻底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想象以后死在家中，妻子害怕的样子，他觉得没必要再活下去了。他想到了跳楼。“我怕之后瘫在床上，连累我老婆照顾我，也怕我死在家里，老伴会害怕”，后来他对《潇湘晨报》说。

  这一天中午，他只吃了小半碗饭，妻子做的红烧肉也没吞下几口。下午两点多，挪动到天台后，戴上眼罩，他一跃而下。

  那是一块约40多厘米宽，不厚的灰色铁皮。坐在上面的一瞬间，卢师傅就害怕了，“不想死”。他偏瘫的右脚在空中晃动，左手和左脚则紧紧地勾住了防盗网，“脑子一片空白，只会喊救命。”

  戴着眼罩的他看不见楼下的世界，在这条美食街热闹的午后，如果不是对面楼从上海来旅游的一对夫妻发现了他，他呼救的声音根本不足以在这片热闹的地方被人听到。那位男士是位篮球运动员，身材高大，赶紧跑到楼对面，试图将卢师傅拽上来。尝试几次失败后，他打了报警电话。

  窄小的雨棚给消防队的营救带了极大的困难。它的面积太小了，消防员下去之后没有一点抓手的地方，只能用绳索将一名消防员悬空吊下去营救。而这座居民楼的天台上，却没有一点可以栓住绳索的物体。最后消防队临时设计出方案，让几名消防员、片警、社区书记和副主任充当“人肉桩子”，将绳索缠在他们的腰上。

  “我也有点恐高，”原本消防员赵军并不是执行此次任务的最佳人选，但另一名合适的队员体重180多斤，其余的新队员“不太熟悉业务”。这个曾经的调酒师、刚参加完两个月培训的年轻消防员只好克服自己的恐惧，到雨棚上去。

  按照过去的经验，赵军需要先对卢师傅进行心理安慰，但到了雨棚上之后，他发现卢师傅一直在喊，“我不想死。”他花了10来分钟，将绳索固定在卢师傅身上，再通过楼顶的消防员，将他拉上去。卢师傅被救起的那一刻，对面酒吧窗台上一群年龄小的员工兴奋地鼓起了掌。

  眼罩摘下之后，人们纷纷认出了他就是卢师傅。大家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卢师傅，你为什么想要跳楼？

  社区的曾书记只能理解成，他因为中风而想不开。毕竟，在卢师傅所在的社区，从街道到各栋楼，关爱老人的工作做得都还算到位。曾书记隔三差五地组织活动，有时是一些中小学生志愿者，他们会到老人家里，待上半个多小时，打扫卫生、唱唱歌，还会用自己的零花钱买鸡蛋、旺旺仙贝送给老人。但她也发现，包括卢师傅家在内的许多老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活动，可能一下子来了四五个孩子，“太吵了。”

  卢师傅的妻子也曾一再向社区提出过诉求，比如把中风治好，得到经济上的补助等。慢慢地，诉求变得具体——在楼道里装一个电梯。1996年整栋楼刚建好时，年轻人都被分到了高层，把低层让给老人。后来，老人们纷纷离世了，低层搬进了年轻的租户，有钱的老人搬到了外边的电梯房里。最后剩下的，几乎都是像卢师傅这样的空巢老人。对这些腿脚不便的老人，没有电梯，他们就几乎没办法拥有自由。

  卢师傅被救起之后，刚从午睡中醒来的妻子，在得知消息后也哭着爬上楼来。见到地上坐着的卢师傅，她哭着喊道：“你在搞什么哦？你走了我怎么办？”

  以上关于许多他的故事来自他的邻居、同事，还有《潇湘晨报》的一篇报道。他们一家拒绝了后续采访，理由有几种：他的妻子认为接受媒体采访后得不到实际的经济帮助；他的邻居认为事情丢人；而他自己，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尴尬而不安。

  在跳楼现场亲历者的记忆里，天台上那个被围观的卢师傅，看着眼前的人群，一下子哭了出来：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政府，领着退休金还跳楼。

  在那两天后，《潇湘晨报》的记者在医院的走廊里找到了卢师傅，他独自坐在走廊里。记者安慰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